没授将军军衔的军级干部（中共将领唯一没挂帅却被称为“老总”的名将）
1950年，对粟裕而言，的确有些流年不利。
先是攻台作战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山姆大叔在台外海峡横插一杠，使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准备之功，瞬间毁于一旦。
随后，毛泽东将他调往东北，还把攻台的战略预备队十三兵团、全军机动力量十九兵团以及他的老部队九兵团组成东北边防军（计划辖十一个军约七十万人，与粟裕十二个军的攻台部队差别不大），继续让他统领，还给他配备了东北野战军林彪的副司令员萧劲光、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副主任萧华做副手，准备出兵朝鲜和老美大干一场。
不想，多年的战伤却早不发晚不发，偏偏这时候出来凑热闹，特别是头颅里的三块残碎弹片，弄得他头痛难忍，左右环视都困难，吃饭还得把饭菜摆在正面一条直线上。
沙场死人堆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人，当然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何况军人生来为战胜，有仗可打，有兵可带，正是“大丈夫立功异域，以建功业（班超语）”之时，粟裕何曾不想效法东汉定远侯班超，与让自己攻台半途而废的美国佬，痛痛快快拼杀一场？
但病来如山倒，纵是英雄如粟裕，也只能仰天长叹，徒唤奈何。他托罗瑞卿给毛泽东带信说：“新任务在即，而自己病症未见转好，心中甚是焦虑。”
中央苏区时期就是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的罗瑞卿，这时候是国家公安部部长、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自称毛泽东的“大警卫员”。
每当毛泽东离京外出或在京参加社会活动，他总是亲自部署警卫事宜，大部分时间还亲自陪同。
凡毛泽东出入的活动场所、行走路线、所乘汽车状况，他都不敢丝毫懈怠，总亲临现场检查。毛泽东要走的路线他要自己先走一走；要坐的椅子，他也要事先坐一坐，做到缜密周详，确保万无一失。
毛泽东将自己的安全托付给罗瑞卿，自然也是基于对他莫大的信任。
正源于这种信任，在“国难思良将”，急需粟裕挂帅出征之时，毛泽东派罗瑞卿专程前往青岛探望粟裕，看看他病情的严重程度到底如何。罗瑞卿回来，如实以告。
毛泽东无奈，只得走马换将，让两个“候补队员”上场，先是林彪，这又是一根“病秧子”，最后只好让彭德怀去了。
多年后，垂垂老矣的粟裕回首往事，感慨赋诗说：“将军只合裹尸还，何其生入玉门关。”
一般人以为粟裕只是在为自己蒙冤与赋闲吐露不平之气，其实更多的应该是叹息当年未能“统兵提锐旅”，攻克台湾或者征战朝鲜。
以粟裕大兵团作战的超一流表现，毛泽东攻台作战、抗美援朝都将其作为首选，当然是深思熟虑后的谨慎之举。
而粟裕也只要左右成功一个，他的功勋在军事统帅里，则几乎可称“国士无双”，后来的蒙冤或许不至于好像小媳妇一般的狼狈，平反或许也就顺利得多。
但正如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历史留给每个风流人物的最后结局，总是一种遗憾。粟裕也不例外，后人只有慨叹“收台抗美囊中事，天意可怜不属公”了。不过，即便没有这两仗，他的赫赫战功与军界地位也早已跻身统帅人物行列了。
他麾下如云的战将以及他的“粟总”之称，就能“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陈赓曾说：“我虽然是个大将军衔，但是当年却是当元帅般神气，统帅过两位上将和一位大将。”
他指的是1931年做红四方面军十二师师长期间，手下两个团长许世友与徐海东，后来分别授衔上将和大将；另外还有一位小班长陈锡联，后来授衔上将。
陈赓是个极诙谐的传奇人物，这个说法自然是玩笑。他所说的当年，还无所谓大将上将，他统领的那几个人，还只是初出茅庐的中下级干部而已。
而后来同为大将军衔的粟裕则不同。他作为一个方面军的统帅，完全可以“牛”气十足地说，1955年授衔之前，曾直接指挥或毛泽东计划令其指挥过三个大将和二十六员上将。
这些可都是货真价实的“牛”人，人人有两把“刷子”，指挥过数万乃至上十万人马。
第一个大将是陈赓。1947年12月，粟裕奉毛泽东“由粟亲率（华野部队）南下与陈（赓）谢（富治）会合，并归粟统一指挥，沿平汉向南直迫武汉”的电令，指挥陈赓打过平汉路战役。
1948年1月，毛泽东又多次明示粟裕，令其指挥陈赓兵团作战：“粟裕及陈谢两军统一由粟指挥，由现地向豫鄂陕边行动。”
因为陈赓兵团属于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建制，与华野是兄弟部队，而且陈赓资格比粟裕老，南昌起义就是营长，粟裕不过是警卫班长，因此毛泽东特意交代粟裕：“陈谢及十纵、十二纵受你们指挥，你们应当放胆指挥。”
1954年10月，粟裕被任命为总参谋长，陈赓也做了副总参谋长，又成为粟裕的副手，在其直接领导下工作。
第二位大将是张云逸。这是一个比许多元帅资格还老的“元老”级人物，曾做过两年的新四军代军长，是粟裕的老上级。直到解放战争快结束的时候，粟裕才在指挥体系与职务上超过他。
当然，如果粟裕1948年5月不谦让陈毅，担任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那么这种超越就可提前一年。
1949年6月，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机关合并后，粟裕是华东局分管军事的常委、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主持华东军区及三野总部工作的副司令员、三野前委书记。张云逸为华东军区及三野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实际负责山东军区工作，成为粟裕事实上的下级。
这年6月27日，粟裕收到张云逸、许世友等人攻打长山列岛的请示电后，电示他们攻夺时应注意的事项。不久，长山列岛被攻克，成为跨海作战第一个成功的先例。
第三员大将是萧劲光。这位林彪东北野战军里的副手，红军时期也是粟裕的上级，在1950年6月以海军司令员的身份配属粟裕指挥，准备攻台。
攻台计划取消后，他又被毛泽东特意安排为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员，准备协助粟裕抗美援朝。
粟裕指挥过的上将，华东野战军里就有王建安、叶飞、许世友、陈士榘、钟期光、唐亮、宋时轮、韦国清、张爱萍、傅秋涛、宋任穷等人。
这些令国军闻风丧胆的将领，除张爱萍、宋任穷时间较短外，其余均长期在粟裕麾下南征北战。
1947年12月至次年1月，粟裕又一度指挥过中原野战军将领苏振华、谢富治、杨勇、王宏坤。
1950年7月，东北边防军成立时，萧华、李聚奎、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韩先楚等原林彪麾下的战将，均被毛泽东安排为粟裕的部将，有几位后来做了副总参谋长，直接归总参谋长粟裕统领。
1954年总参谋部时期，归粟裕统领的副总参谋长还有西北野战军彭德怀麾下的战将张宗逊、彭绍辉、王震、华北军区聂荣臻的战将杨成武以及红色“特务”头子李克农等人。
以上将领共二十九人，占正式授衔的九名大将、五十七名上将的百分之四十四。
粟裕统领的大将、上将如此之众，中将级别及其以下的将领则更不消说。他统率的三野最强盛时有八十万之众，兵多将广，仅次于林彪的四野，中将级别的将领原本就“人多势众”。
这自然是陈赓所说的“元帅般神气”了。不过，有些元帅因为未能直接统兵的缘故，还不曾指挥过如此众多的战将作战。
事实虽如此，但与陈赓性格迥异，又十分低调的粟裕，当然不会说“比元帅神气”，哪怕只是闲聊间的玩笑。
正因为粟裕如此“风光”过，他和其他七位元帅一样，也获得了“粟总”或“粟老总”的雅号。
解放军总部以及各个方面军里，有八位统帅级人物常常被部下或同仁称为“某老总”或“某总”，并一直沿用至建国后，成为比他们的职务或军衔更令世人景仰的称号。
朱德：红军总司令、解放军总司令，被称为“朱老总”。
贺龙：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被称为“贺老总”。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被称为“徐总”或“徐老总”。
彭德怀：解放军副总司令兼西北野战军（一野）司令员，被称为“彭总”或“彭老总”。
林彪：东北野战军（四野）司令员，被称为“林总”。
陈毅：华东野战军（三野）司令员（实际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野做副司令员），被称为“陈总”或“陈老总”。
聂荣臻：华北军区司令员，被称为“聂总”或“聂老总”。粟裕：华东野战军（三野）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代司令员，被称为“粟总”。
在方面军级的军事主官中，只有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是例外，未被称为“刘老总”。原因是他出于谦逊，不允许部下称“刘老总”，大家也就习惯于称“刘司令员”了。
因此建国后，与罗荣桓被称为“罗帅”、叶剑英被称为“叶帅”一样，刘伯承常常只被尊称为“刘帅”。
粟裕与林彪因为最年轻，统率千军万马时属“少壮派”，很少有人称之为“粟老总”及“林老总”。
张震回忆说：“我到（总参）作战部时，在总参工作的首长只有聂荣臻和粟裕两位。我还是按照解放战争时期的习惯，分别称他们为聂总、粟总。”
张震是粟裕的老部下，称呼“粟总”不奇怪，有元帅军衔的叶剑英，出于对粟裕打仗本领的钦佩，在1958年9月欢迎被“贬”到军事科学院当自己副手的粟裕时,竟也不叫粟裕同志或粟副院长,而是叫“粟总”，并且一直保持着这一称呼。
“文革”中，江青处处飞扬跋扈，对许多元帅颐指气使，大为不敬是家常便饭，但对解放战争常给毛泽东和自己带来惊喜的粟裕，一点也不敢小视，常常以“粟总”称呼他。
1984年2月粟裕辞世后，老部下王必成得悉，叹息说：“粟总是被浪费的人才!”
华东野战军二十四军老战士，北京军区师级离休干部吕韧敏老人也回忆说，战争年代，将士们有称粟裕为“粟总”的，也有称“粟司令”的。
当然，也有称呼“粟老总”的例外，原华野十三纵司令员周志坚回忆一次攻击失利时说：“粟老总严厉地批评了我们。我拿着话筒，一句话也没有说。首长的批评是对的，我从心里接受。”
“粟老总”指的即是粟裕，尽管他批评严厉，多年后的周志坚还是对自己的统帅心服口服，充满了敬意。
显然，“某老总”或“某总”这一称呼，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们在军中的统帅地位，与后来的元帅地位是相当的，只是粟裕因为又一次谦让，失去了元帅这一军衔而已。
也正因为此，仅为大将衔的粟裕，在和平年代渐渐被淡忘了“粟总”的称呼。加上1958年挨整，平反又最晚，囿于宣传力度与级别的缘故，与其他七位“老总”逐渐拉开了距离，成为方面军统帅人物里的畸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