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大师是那个时代的公知吗为什么不是（民国的大师是那个时代的公知吗?）

有人是，有人不是。

如何评价一个人是不是大师，我个人觉得是看学术作品和学术成就，所以名单基本集中在民国时期的各位大学教授中。

如何评价一个人是不是公知，需要看他的言行和贡献。

从反抗侵略者的角度出发，罗家伦、傅斯年，先是发起五四运动，再是怒怼当权者，反击外来文化，他们是公共知识分子，也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同等的还有叶企孙、陈寅恪、朱家骅、王国维、姜立夫等等。但是时代背景、时代原因、当时的文化程度和局势展现的状态，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一如今天祖国强盛，却仍有许多公知存在。

细细数数，看看题主自己想想，他们算不算“公知：

姜立夫

（1890.7.4-1978.2.3），数学家。南开大学数学系的创始人。曾任中央研究院数学所所长。对中国现代数学教学与研究的发展有重要贡献。

许宝騄

（1910.9.1-1970.12.18），数学家。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执教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5年至1947年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哥伦比亚大学、北卡罗莱纳大学任访问教授；1947年至1970年担任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陈省身

（1911.10.28-2004.12.3），数学家。

华罗庚

（1910.11.12-1985.6.12.），数学家。

苏步青

（1902.9.23-2003.3.17），数学家。

吴大猷

（1907.9.29-2000.3.4）物理学家。1938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吴大猷离开中英庚款董事会在川大所设的讲座教授职位，到西南联合大学任教。20世纪30年代，吴大猷研究了多种原子分子光谱，研究了苯及其衍生物的拉曼光谱，发现并证明了苯的同位素移动并对此作了正确的解释。20世纪30至40年代，在中国最早进行了原子多重激发态的研究，较早计算了氦原子双激发能态；计算慢中子与原子碰撞的散射截面；提出原子碰撞的理论模型和计算方法；研究了氯化乙烯的同分异构体的红外光谱及分子对称问题；讨论了由分子或电子激发的分子振动、分子振动与转动的交互作用、分子简正振动等问题。

吴有训

（1897.4.26-1977.11.30），物理学家。1929年，吴有训在清华大学建立中国第一个近代物理学实验室，进行中国国内X射线问题的研究。1936年四月，被德国哈莱（Halle）自然科学研究院推举为该院院士，成为第一位被西方国家授予院士称号的中国人。1949年6月初，上海科技团体联合会推举吴有训为主席；6月中，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又任命他为国立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相当于校长），主持交通大学的教学恢复工作；7月，吴有训作为上海科技界的代表，赴北京出席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会议选举了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科技界代表15名，吴有训是代表之一；9月，前往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受到毛泽东接见。

李书华

（1889.2.10-1979.7.5），物理学家。1943年9月，李书华接替叶企孙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在抗战的艰难时期，他身兼两个研究院的日常行政事务，并且着实下功夫要将它们办好。在他任总干事期间，1943年11月修订了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和该院评议会条例，1944年又制定了中央研究院研究所组织规程。他先后还具体操办了动植物研究所分为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地质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和心理学研究所3个研究所搬迁事务，筹备成立医学研究所。他还是中国物理学会的创建者之一，曾任该会第一、二届会长（1932—1934）。1948年，因其出色的科学研究组织管理才干而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他受谣传与恐吓之裹胁，流离欧美，心怀故土。虽曾一度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代表，但长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默默地度过晚年。

叶企孙

(1898.7.16-1977.1.13)，物理学家。1921年，叶企孙和导师W.Duane及H.hpalmer合作用X射线精确地测定普朗克常数h =（6.556±0.009）Î10-27 尔格秒，被物理学界沿用16年之久。1937年七月七日，当时正在北平清华大学任教的叶企孙立即放下出国访问的机会，负担起抢运图书、仪器的重任。叶企孙的学生熊大缜也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跟老师一起工作，投身到抗日洪流之中。1945年八月，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11月，由西南联大常委会议决，暂代该校常委职务。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5月，在清华学人的一致拥戴下，叶企孙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履行校长职责，主持新中国成立阶段清华大学校务。 9月作为教育界代表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0年5月，出席全国高等教育会议。8月出席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当选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现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委员会常委兼计划委员会主任。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常委委员。 1956年，参加中国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的讨论和制定工作，主持编写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基础科学物理部分中磁学分支学科规划和自然学史部分规划。1967年6月，被北大红卫兵揪斗、关押、抄家、停发工资、劳改。 1968年4月－1969年11月，被中央军委办事组逮捕、关押，释放后又被隔离审查到1975年 。1968年，他被正式逮捕关押，关押一年多以后，由于“内查外调”查无实据被放回北大，在特务嫌疑犯的莫须有罪名下继续受到打击和监视。叶企孙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中国教育及科学事业，在清华开展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教学、科研活动，对学生教育方法得当，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科学家。抗战前毕业的九届学生50余人中涌现出了许多的杰出学者，如：理论物理学家王竹溪、彭桓武、张宗燧、胡宁，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施士元、钱三强、何泽慧，力学家林家翘、钱伟长，光学家王大珩、周同庆、龚祖同，晶体学家陆学善，固体物理学家葛庭燧，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翁文波、傅承义，以及秦馨菱、李正武、陈芳允、于光远等。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生中，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有：黄昆、戴传曾、李荫远、萧健、徐叙瑢、朱光亚、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等。解放后毕业于清华物理系、后来成为著名物理学家的有周光召、何祚庥、唐孝威、黄祖洽、胡仁宇、蒲富恪等。

赵忠尧

(1902.6.27-1998.5.28），核物理学家。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为了躲避战乱，也为了让学生能够继续受到良好的教育，当时很多人决定将几所高校迁移到其他地区。老师和同学们陆陆续续准备出发了，这时却有一个人向他们相反的方向奔去，这个人就是赵忠尧。他回去是想抢回那50毫克的放射性镭，如果这50毫克放射性镭落在了日军的手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但是清华园当时已经被日军占领了，想要进入里面拿走镭，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赵忠尧就找到了梁思成，梁思成毫不犹豫地答应配合赵忠尧。赵忠尧于是立刻把放射性镭抱在怀里，然后悄悄溜出清华园。在与梁思成告别之后，赵忠尧回到家中，找来了一个咸菜罐子，他就把装着镭的铅管放在了咸菜罐子中。随后他伪装成一名乞丐，拿着一根棍子，顺着南下的难民潮，一路向南流亡。1937年10月，赵忠尧跋山涉水，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来到了长沙清华大学临时校址。他在途中把全部行李都丢掉了，唯独抱着那个咸菜罐子不放。赵忠尧本来是一名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的科学家。然而此时站在清华大学门口的，却是一位衣衫褴褛，灰头土脸的乞丐。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赵忠尧受中华民国政府的委派，赴比基尼群岛参观美国的原子弹试验，之后赵忠尧又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等处进行核物理和宇宙线方面的研究。1950年3月，赵忠尧正式办理回国的手续，8月底，赵忠尧从美国洛杉矶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起程回国了，但是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调查，9月12日船经日本横滨，拒绝了台湾当局驻日代表前来探监访问去台湾工作。11月28日，赵忠尧回到中国大陆。1951年1月，赵忠尧教授抵达北京，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科院院长郭沫若亲自主持了有李四光、竺可桢、吴有训、钱三强等数十名科学家参加的欢迎宴会。1958年，赵忠尧负责筹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并任系主任。

严济慈

(1901.1.23-1996.11.2)，物理学家。1923年后，自费从上海赴法国留学，在法国巴黎大学学习，仅用一年时间，就同时考得巴黎大学3门主科微积分学、理论力学和普通物理学的文凭，于1925年夏获数理硕士学位，1927年获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任上海大同大学、中国公学，暨南大学和南京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由原国立东南大学等校合并成立）物理、数学教授，并兼任正拟建中的中央研究院理化实业研究所筹备委员。1931年初，主持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后，即在钱临照的协助下，率先开展压力对照相乳胶感光性能影响的研究，于1932年发表了这方面的第一篇论文。1949年后，任中国科代秘书长、中国科联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兼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1952年后，任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院长。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后任技术科学部主任。1958年6月8日，中国科技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严济慈任筹备委员会委员；而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严济慈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1961年，与华罗庚一起出任科大副校长，严济慈负责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以及4个系和3个教研室、处；同年，严济慈出任科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主持校务工作。

饶毓泰

（1891.12.1-1968.10.16），物理学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饶毓泰先后在湖南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前身）和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物理系主任。期间培养了杨振宁、黄昆、张守廉、邓稼先、李政道等一大批优秀物理学家。1944年，休假到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与A．H．尼尔森（Nielsen）等合作进行分子红外光谱的实验研究。1947年初，回国，继续担任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和物理系主任等职务。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特派飞机接饶毓泰去台湾，但他不顾威胁利诱，断然予以拒绝，坚决留在北平。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继任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学校校务委员。1952年，北京大学院系调整时，饶毓泰辞去院、系领导职务。1955年6月，当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院士）。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打击和迫害，饱受折磨 。1968年10月16日，“清理阶级队伍”时，饶毓泰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1号上吊自杀身亡。

吴宪

（1893.11.24-1959.8.8），生物化学家，营养学家。1920年回国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系任教；1946年任中央卫生实验院北平分院院长兼营养研究所所长；1947年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去英国出席第17届国际生理学会议；1949年应聘为亚拉巴马大学客座教授；1952年秋因患心脏病辞职。吴宪在临床生物化学方面多有贡献。他与Otto Folin一同提出的血液分析系统方法是当时临床生物化学方面最重要的贡献。他首创用钨酸除去血液样品中所有的蛋白质。最先提出一个言之有理的蛋白质变性理论。提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改变国民营养的膳食方案，并使用标记的抗原研究免疫化学。他还培养了中国第一代的生物化学家和营养学家。

吴学周

（1902.9.20-1983.10.31），物理化学家。1938年夏，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委任吴学周为代理所长，主持筹建科学实验馆。1948年，吴学周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环境化学研究所所长。1949年7月，吴学周参加了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东北参观团。1950年，吴学周应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电邀来京，与严济慈、武衡等一起去东北组建科学院东北分院。1958年，吴学周创办了长春化学学院和附设的化学学校与技工学校。1959年，在吴学周的积极倡导下长春应化所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光谱实验室。1978年，吴学周以分子光谱专家的身份冷静分析了中国在这个领域的状况，注意到进口光谱仪器很多，但分子光谱研究的论文却寥若星晨，有学术创见的论文则更少，存在着忽视理论和基础研究的倾向。1980年，吴学周受中国化学会的委托，举办了全国分子光谱学习班，探讨了分子光谱简正坐标计算的新方法，以及电子计算机在分子光谱上应用等新技术，推动了中国分子光谱学的发展和应用。

庄长恭

（1894.12.25-1962.2.15），有机化学家。1937－1941年期间，发表重要论文18篇。在德国哥丁根大学期间，对麦角醇结构的研究卓有成效，探明其化学结构，有力地推动了多环化合物化学的发展，为合成带有角甲基多环a-酮，他设计出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有效方法，受到国际有机化学界的重视。庄长恭在德国从事研究工作时，曾经到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学习刚刚发展起来的机微量分析技术。回国后，首次在中国引进和建立此项新技术。此外，他和合作者进行生物碱结构的研究，从中药汉防已中分离出2种结晶生物碱，并对其结构进行探索，一种已证明为防己碱；另一种定名为防己诺林碱，其中含有酚基，被证明为脱甲基的防己碱。庄长恭治学严谨，对实验现象的观察极为仔细。如他在麦角甾醇结构的研究过程中，从麦角甾烷的氧化物中，发现有难于溶解的钠盐悬浮于乙醚层和水层之间，便把它们分离出来，经酸化得到关键性的产物——去甲胆酸。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年6月—1948年12月，担任台湾大学校长。却因难以辞退一些有关系的旧教职员，加之遇到国民党特务擅自闯入学校抓捕学生，让他无力推展校务，最终决然离台。返沪后，他居家靠审阅书稿为生。1950年—1954年，担任上海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所研究员兼第一任所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兼任数理化学部副主任。

曾昭抡

（1899.5.25-1967.12.8），化学家。曾祖父是曾国藩亲弟弟，1949年起历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等职。曾昭抡仅在1932～1937年间，就发表了50多篇论文，其中对“亚硝基苯酚”的研究成果，已载入《海氏有机化合物词典》，被国际化学界所采用；他改良的马利肯（Mulliken）熔点测定仪，曾为我国各大学普遍使用。在有机理论方面，曾昭抡和孙承谔等提出了一个计算化合物沸点的公式，指出一个化合物的沸点与所含原子半径有一定关系，只需将原子半径代入公式，就可以算出化合物的沸点。同时他们还提出了计算二元酸和脂肪酸熔点的公式。在分子结构方面，曾昭抡等测得四氯乙烯的偶极矩为零，证明了该化合物有对称结构。他还测出了已二酸的偶极矩为4．04D，并推断该酸有桶形结构。

朱家骅

(1893.5.30-1963.1.3），地质学家。参加声援五卅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加入中国国民党， 后受北洋政府通缉潜回原籍，镇压学生运动身败名裂。1946年，在南京主持战时教育复员工作，竭力压制各地学生民主运动。1948年冬，主持将中央研究院搬迁台湾， 把故宫等处大量珍贵文物书籍运往台湾。1949年夏，在广州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 不久随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此后曾任台湾国民党总统府资政。

李四光

（1889.10.26-1971.4.29），地质学家。1911年，出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长；1928年1月，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0年5月，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1年4月，当选为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9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8年9月，任中国科协主席；1969年4月，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70年8月，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李四光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年对蜓科化石及其地层分层意义有精湛的研究，提出了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的存在，建立了新的边缘学科“地质力学”和“构造体系”概念，创建了地质力学学派；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有广阔找油远景的认识，开创了活动构造研究与地应力观测相结合的预报地震途径。

翁文灏

( 1889.7.26-1971.1.27），地质学家。中国早期的最著名地质学家。对中国地质学教育、矿产开探、地震研究等多方面有杰出贡献。他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中国第一本《地质学讲义》的编写者、第一位撰写中国矿产志的中国学者、中国第一张着色全国地质图的编制者、中国第一位考查地震灾害并出版地震专著的学者、第一份《中国矿业纪要》的创办者之一、第一位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会议的地质学者、第一位系统而科学地研究中国山脉的中国学者、第一位对中国煤炭按其化学成分进行分类的学者、燕山运动及与之有关的岩浆活动和金属矿床形成理论的首创者、开发中国第一个油田的组织领导者。1948年6月，翁文灏应蒋介石之邀，任政府行宪后第一任行政院长。任内主持货币改革，在8月推出金圆券取代法币，并以行政方法意图控制物价，结果造成金融失调。翁内阁于11月总辞。次年初蒋介石下野，翁于2月任李宗仁之总统府秘书长。至5月，李宗仁主事与共产党和谈失败，翁辞去秘书长之职，并出国至法国。同年，翁文灏被评选举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49年春，翁文灏先生脱离蒋介石集团，初居香港，后移居法国巴黎。1951年，经毛泽东、周恩来的邀请，翁经香港回到中国，是首名回北京的前国民党高级官员。翁在1948年曾被共产党列为战犯，回国初期曾因不积极批蒋而受压。1954年后，获任政协委员，之后主要从事翻译及学术研究。文革中得特别保护而只受少许冲击。

黄汲清

(1904.3.30-1995.3.22），地质学家。1935年获瑞士浓霞台大学理学博士学位；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8年当选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1995年3月22日在北京病逝。黄汲清系统划分中国主要构造单元和大地构造旋回，进一步开拓了中国地质图制图事业，创建多旋回构造运动说，进而将多旋回说与板块构造相结合，建立板块多旋回开合手风琴式运动模式，开拓大地构造研究新途径。提出陆相生油论，具体部署、指导中国石油天然气地质普查勘探。

杨钟健

（1897.6.1-1979.1.15），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地质学家。1897年6月1日生于陕西华县，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27年获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6年4月，杨钟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9年1月15日逝世。杨钟健一生从事古脊椎动物学和中、新生代地层研究，成就卓著，生前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著作达674篇（种），他的科学著作，以古生物学内容为主，涉及地层学、地史学、气象学、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等学科。他的许多工作是中国初创性的，具有启蒙和奠基性的意义。1949年4月，他拒绝了国民党胁迫他去台湾的引诱，在南京迎接了解放。1951年秋，他与刘东生、王存义去山东莱阳和山东大学地质系合作发掘恐龙化石及调查白垩纪地层，是为青岛棘鼻龙。1953年，辞去编译局长职务，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1954年5月，去安徽泗洪等地野外调查。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院士），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谢家荣

（1903.9.7-1966.8.14），地质学家、矿床学家。1920年（中华民国九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硕士学位，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谢家荣对中国煤岩学、矿相学、石油地质学、矿床学、经济地质学、区域地质学、地震学和陨石学等进行过开拓性研究，在燃料及各种金属、非金属矿产成矿规律及找矿方法上论述颇丰，发现或指导发现了淮南八公山煤田、安徽风台磷矿、福建漳浦铝土矿、南京栖霞山铅锌矿、白银厂铜矿等矿床。对华北、松辽、渤海、塔里木等石油蕴藏的预测得到证实。最早提出地质理论找矿，倡导综合勘查方法。1920年（中华民国九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硕士学位，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 谢家荣对中国煤岩学、矿相学、石油地质学、矿床学、经济地质学、区域地质学、地震学和陨石学等进行过开拓性研究，在燃料及各种金属、非金属矿产成矿规律及找矿方法上论述颇丰，发现或指导发现了淮南八公山煤田、安徽风台磷矿、福建漳浦铝土矿、南京栖霞山铅锌矿、白银厂铜矿等矿床。对华北、松辽、渤海、塔里木等石油蕴藏的预测得到证实。最早提出地质理论找矿，倡导综合勘查方法。

竺可桢

（1890.3.7-1974.2.7），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1933年，参加第五届泛太平洋科学会议中国代表团做首席代表。1934年，与翁文灏等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1935年，派人设立拉萨测候所，被选为中央研究院评议员。1936年，任浙江大学校长（兼气象研究所所长）。抗战爆发，敌焰迫近杭州时率校西迁江西泰和。西迁中，电告教育部并建议将存浙文澜阁四库全书内迁。获同意，由浙江大学协助运存贵阳。1938年，敌骑入赣，率校再迁广西宜山，倡立“求是”校训。1939年冬，敌骑犯桂，12月率校迁黔北。1949年4月下旬，婉拒教育部长杭立武电催赴沪去台，只身赴沪暂居。7月应邀至北平参加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8月先后参加人民政协筹备会议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讨论制订《共同纲领》过程中，提出专列发展自然科学一条的建议，被采纳。10月1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主要分管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的组织领导工作。根据国家关于科学研究工作的方针，竺可桢广泛征求意见，制定调整、建立研究机构的原则，并组织实施；选聘研究人才，组织与高等院校的合作，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竺可桢一直担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亲自主持筹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1964年，竺可桢发表了《论我国气候的特点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分析了光、温度、降雨对粮食的影响，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许多设想。毛泽东看到此文非常高兴，专门请竺可桢到中南海谈。对他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是中科院惟一一个可以不参加中科院党组活动的党员副院长，由于周恩来的保护，他没有直接受到暴力冲击。整个“文革”期间，他既没有受到正面批判斗争，也没有遭到抄家之祸。1972年前后，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体制很不健全，一些领导人不便对外，竺可桢与吴有训副院长一起，承担了大量工作，为发展当时民间外交和沟通对外科技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仁

（1892.8.5-1973.12.3），冶金学家和陶瓷学家。1910年毕业于江南高等学堂，同年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机械工程系求学。1915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江西九江电灯公司工程顾问、四川炼钢厂总工程师、交通大学教授兼教务长、中央大学教授兼工学院院长等职，并曾在中国矿冶工程师学会任职。1928年在上海创建了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任研究员兼所长。抗日战争期间，负责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内迁昆明，创办中国电力制钢厂并任总经理兼总工程师。1948年曾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解放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馆长、冶金陶瓷研究所所长、上海冶金研究所所长、上海硅酸盐化学与工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上海科技大学首任校长等职，并当选为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金属学会理事长、上海硅酸盐学会理事长。1973年12月3日病逝于上海。他身为中国电炉炼钢创始人之一，在中国率先研制成功球墨铸铁，组织引导并参与了含氟铁矿石的高炉冶炼研究，取得了创造性成果。他积极倡导开展国瓷研究，是中国古陶瓷科学研究工作的带头人。周仁是中国现代科学的先驱，献身教育工作，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并为中国早期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和学术刊物《科学》的创始人之一。

侯德榜

（1890.8.9-1974.8.26），化学家。侯氏制碱法的创始人，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开拓者。近代化学工业的奠基人之一，是世界制碱业的权威。20世纪20年代，突破氨碱法制碱技术的奥秘，主持建成亚洲第一座纯碱厂；30年代，领导建成了中国第一座兼产合成氨、硝酸、硫酸和硫酸铵的联合企业；40~50年代，又发明了连续生产纯碱与氯化铵的联合制碱新工艺，以及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氢铵化肥新工艺；并使之在60年代实现了工业化和大面积推广。1926年，中国“红三角”牌纯碱入万国博览会，获金质奖章。侯德榜积极传播交流科学技术，培育了很多科技人才，为发展科学技术和化学工业做出了卓越贡献。1949年4月20日，南京解放，旧资产阶级和上层知识界迅速激烈分化。侯范旭东去世后，在无所适从的时候，他避去印度。侯德榜第5次赴印期间，得知中共中央领导人很关心永利的事业，并希望与他共商国家大计，使之十分激动，力克重重阻碍，绕道泰国、香港、韩国赶回北京。之后，他又相继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首届委员，第二、三、四届常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先后被任命为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政务院重工业部技术顾问，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受聘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等等。1950年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重工业部技术顾问，当选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联合会副主席。1952年任公私合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1957年，为发展小化肥工业，侯德榜倡议用碳化法制取碳酸氢铵，他亲自带队到上海化工研究院，与技术人员一道，使碳化法氮肥生产新流程获得成功。 [6] 同年，他又参加中国共产党。他参与了全国化学工业和科技事业的许多重要决策，领导了化工行业许多重大科技活动。在他的建议和指导下，对联合制碱新工艺继续进行补充试验和中间试验，1962年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中国生产纯碱和化肥的主要方法之一。1958年，出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当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之后，侯德榜提出了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氢铵化肥新工艺的设想，亲自领导示范厂的设计、施工、试验和改进，于1965年获得成功。1972年以后，侯德榜日渐病重，行动不便，仍多次要求下厂视察，帮助解决技术问题，还多次邀请科技人员到家里开会，讨论小联碱技术的完善与发展等问题，呕心沥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侯德榜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备受敬重，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难以置身事外，致使他一度无法工作。带着疑惑与苦闷，他于1974年8月26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4岁。

茅以升

(1896.1.9-1989.11.12），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1916年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时称交通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1917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硕士学位，1919年获美国卡耐基理工学院（现卡耐基梅隆大学）博士学位 [2] ，回国后历任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教授、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工科主任、国立河海工科大学校长、交通部唐山大学校长（今西南交通大学）、北洋工学院院长、江苏省水利厅厅长、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代院长、院长、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北洋大学校长、中国/北方交通大学（时含今西南交通大学和今北京交通大学）校长、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等职。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茅以升主持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30余年，为铁道科学技术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积极倡导土力学学科在工程中应用的开拓者。茅以升曾主持修建了中国人自己设计并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型桥梁——钱塘江大桥，成为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参与设计了武汉长江大桥。晚年，他编写了《中国桥梁史》、《中国的古桥和新桥》等。1989年11月12日病逝于北京，享年93岁。

凌鸿勋

（1894.4.15-1981.8.15），土木、铁路工程专家。1894年4月15日生于广州,1981年8月15日卒于台北。1915年毕业于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交通大学前身）。同年赴美，在美国桥梁公司实习并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1918年归国后，20年代历任代交通大学教授、教授、代理校长、校长等职；20年代末至40年代，历任铁道部和交通部技正；陇海、粤汉、湘鄂、湘桂、天成、宝天铁路或路段工程局（处）长兼总工程师、管理局局长；交通部次长、代理部长以及中央设计局设计委员等职。他长期从事铁道工程建设，1929年起先后主持修造了陇海、粤汉、湘桂、宝天、天成、津浦、广九铁路等重要干线，负责开发了西北地区的公路干道，成为继詹天佑之后国人自己修建重要铁路的又一先驱。1945年起担任过交通部常务次长、政务次长。1950年由香港迁居台湾，创记录地连任中国石油公司董事长长达20年之久。一生著译甚多。1931年12月当选为美国土木工程学会（ASCE）正式会员。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40年代末辞去公职，在香港从事著译。50年代初去台湾，任台湾大学教授，后连任台湾石油公司董事长，1971年退休后任顾问；还担任石门水库筹建委员会委员等。在台湾，原本没有交通大学。由于清华大学在新竹"复校"，美国交通大学同学会赵曾珏等在1956年借交通大学创建六十周年纪念之际，建议在台湾也进行交通大学"复校"。 　1958年6月1日，"国立交通大学电子研究所"成立，并在台北市罗斯福路设立办事处，并决定在新竹建校。先是称"工学院"。1979 年，"国立交通大学"在新竹正式挂牌。跟梅贻琦先生一样，凌鸿勋先生也在1948年从内地来到台湾。他在台湾仍念念不忘交通大学。1956年美国交通大学同学会请求在台湾进行交通大学"复校"工作的电报，就是由凌鸿勋先生在台湾纪念交通大学六十年校庆的大会上念的。此后，着手"复校"时，就由凌鸿勋先生担任主任委员，牵头进行这一巨大的工程。

萨本栋

（1902.7.24-1949.1.31），物理学家、电机工程专家。935年9月，应邀为美国俄亥俄大学电机工程系客座教授。1937年3月，从美国讲学归来，回清华大学任教。其时，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因经营橡胶失败，资财亏蚀殆尽，遂将其所创办的厦门大学献给国家。1937年7月1日厦门大学由私立改为国立。1937年7月6日，被任命为国立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萨本栋接受任命的第二天，卢沟桥事变发生了。他在全面抗战的炮火声中抵达厦门，于7月26日正式上任。9月3日，日本侵略军的炮弹和炸弹就落到了厦门市。为了师生的安全起见，翌日学校暂迁到当时的公共租界鼓浪屿，借用英华中学及闽南职业学校的部分校舍上课。10月间，萨本栋经与有关方面研究后，决定将厦门大学内迁到闽粤赣交界的山城长汀，12月初开始搬迁。1938年1月17日，在长汀复课。在长汀的教学与生活都遇到极大的困难。萨本栋迎难而上。他先租用长汀饭店和附近民房为教职员宿舍；借用专员公署，修整文庙祠堂为图书馆、实验室；然后在北山之麓等处建造新校舍，挖修防空洞。他带领几位理工科助教和仪器管理员，把学校分配给他乘坐的专用小汽车的发动机拆下来，改装成照明发电机，并亲自指挥安装电路、电灯，终于使全校大放光明。当时萨本栋兼任数理系主任。1938年，数理系只有教授、副教授、专任讲师各1人，助教3人。为增强教师队伍，原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谢玉铭教授于1939年应聘来校。后来谢玉铭担任数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和教务长，协助萨本栋办好厦门大学。1945年5月，萨本栋完成在美国讲学任务后，转道赶赴英国，进行短期讲学。9月抗战胜利后，他由伦敦回到重庆，应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之聘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他领导了中央研究院迁回南京的各项工作；接着，又为在南京建立一个数理中心而奔波筹款。他还为物理研究所和新筹建的数学研究所在南京九华山附近各建造了一幢房屋。1945年—1948年，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任物理研究所代所长。1946年，厦门大学于他刚调离后的就设立了“本栋奖学金”。1947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物理学会第14次年会，就由萨本栋主持会议。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1月31日，萨本栋逝世于美国加州医院。是时，他还不满47岁。

萨本栋先后在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学报（Trans．AIEE）上发表了《关于空气中的火花的研究》及《三相系统的非平衡因素》两篇论文。萨本栋在清华大学任教的9年中，在研究电路、电机工程以及真空管性能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他创造性地将并矢方法和数学中的复矢量应用于解决三相电路问题，先后撰写了10多篇论文，深得物理学界前辈的推崇，并由此被清华大学教授会推选为评议员。1936年8月，将在俄亥俄大学讲授的应用并矢方法解决电路的计算和分析加以总结，在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学报上发表了论文《应用于三相电路的并矢代数》，引起国际电工理论界的强烈反响，被认为是开拓了电机工程的一个新研究领域。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AIEE）随即将这篇论文列为当年冬季会议（1937年1月25日至27日）的讨论课题。会后，经评选，该文获得美国的“1937年度理论和研究最佳文章荣誉奖”。在此基础上，他又汇进了同类问题的其他研究心得，并加以系统整理，用英文写成一本专著《并矢电路分析》。

王家楫

（1898.5.5-1976.12.19），动物学家。1920年王家楫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获得国立东南大学农学士学位 [1] ；1928年获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4年7月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改名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王家楫任所长，担任所长后他立即创刊《Sinensia》；1948年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9年兼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中南分院）副院长；1976年12月19日因病在武汉逝世。王家楫创建了中国原生动物学、轮虫学研究。他早年积极开展生物科学考察，获得中国原生动物、淡水轮虫分类及生态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在原生动物研究领域开展了大量工作，发现3个新属、58个新种、4个新变种、8个新亚种。1948年，王家楫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应英国文化委员会李约瑟教授邀请赴英国考察，历时3个多月。返国后，正值国民党当局命令各研究所迁台，而王家楫决定留在祖国大陆，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保留了一批人才和科研设施。1949年7月，王家楫应邀参加了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此后，他参加了改组中央研究院和筹备中国科学院的工作。8月，上海军管会任命王家楫为中央研究院沪区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动物研究所所长。1950年，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组建成立，王家楫任所长。 1952年，王家楫参加“九三”学社，任中央常务委员兼上海分社副主委。1954年，王家楫兼任“九三”学社武汉分社主任委员，为了中国淡水水生生物研究事业的发展，他支持科学院领导将所址由上海迁往武汉的决定。1955年6月，王家楫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后为生物学部）学部委员。1959年，王家楫兼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中南分院）副院长。1976年12月19日凌晨，王家楫先生因病在武汉逝世。

伍献文

（1900.3.15-1985.4.3），动物学家，鱼类学家，线虫学家。192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厦门大学理学士学位。毕业之后，伍献文应聘到南京中央大学生物学系教动物学。虽然这时他已经在线虫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他对鱼类学研究的志趣却始终没变。1928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鱼类学论文《厦门鱼类之调查》。伍献文在南京只停留一年，就辞去了中央大学的教职，怀着研究鱼类学的强烈愿望，于1929年接受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去法国留学，在巴黎博物馆鱼类学实验室罗勒教授的指导下学习鱼类学。经过三年刻苦努力，伍献文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比目鱼类的形态学、生物学和系统学的研究》，论文中记载了分布于我国的比目鱼类5科33属65种，并对比目鱼器官系统的解剖和生物学做了详细的描述。1932年伍献文取得了巴黎大学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央研究院所属各研究所纷纷迁入内地，动植物研究所也奉命迁往湖南的长沙和衡山，几年艰辛初创的科研条件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为了起码的科研工作需要，伍献文和他的同事将显微镜和图书资料一一装箱带走，却丢掉许多私人生活用品。当时研究所已收藏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包括一些新种的模式标本，都无法带走。为了保存这些标本，他们在夹墙的地下挖了一条深沟，小心翼翼地将标本一瓶瓶埋藏起来，想在抗战胜利后取出使用。后来，研究所继续内迁到达广西阳朔，伍献文利用在阳朔的短暂停留，抓紧一切可以工作的时间，调查漓江的鱼类，撰写了《漓江的鱼类》一文。1939年，研究所迁到四川重庆北碚，才算安定下来。但是，在那样的战争年代，国民党政府极端腐败，战事节节失利，国土沦陷，物价飞涨，货币天天贬值，维持生活已十分困难，调查祖国的鱼类资源根本不可能进行。伍献文决定开展一些室内工作，利用极其简陋的条件开展实验鱼类学研究。在这期间，他们开展了鱼类形态学、鱼类组织学及鱼类生理学研究，并发表一些论文。从1940年到1947年，伍献文及其早年的学生，我国著名的鱼类学家刘建康、张孝威等人，连续发表了多篇有关黄鳝等鱼类的气呼吸机理的研究报告，比较详尽地从形态学、组织学及生理学的角度探讨黄鳝的气呼吸器官的结构与功能。此外还进行了纹胸的吸着器的组织学、鲤鲫鱼杂交实验、鳑鱼的胚动现象等有关鱼类生理学和功能形态学的研究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研究院的一些研究所陆续迁回上海、南京。伍献文随所迁到上海。1948年，伍献文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奉命召集会议，强迫全院科学家随蒋逃台，伍献文与全所职工奋起反对，他说：“我只有一个决心，绝不跟蒋介石走!”1981年，伍献文和他的助手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鲤亚目鱼类分科的系统及其科间系统发育的相互关系》的研究论文，提出了鲤亚目鱼类的一个新的分类系统。这篇论文引起了国际鱼类学界的普遍关注，加拿大鱼类学家尼尔逊教授(JSNelson)将此研究结果引入他所编著的《世界鱼类》一书中，十几个国家的几十位学者纷纷来信索取有关资料，许多人建议在中国召开有关鲤亚目鱼类研究的国际科学讨论会(这项成果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年荣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这一系列的工作，使伍献文心情愉快，工作进展很快。1985年4月3日，伍献文院士不幸因病在武汉逝世。

贝时璋

（1903.10.10-2009.10.29），实验生物学家，细胞生物学家。1919年春，贝时璋先生投考了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同济大学前身）。先在德文科，后升入医预科。1921年，贝时璋在同济医工专门学校的医预科毕业后到德国留学，先后就读于福莱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和图宾根大学。1926年，贝时璋在德国柏林参加显微操作训练班，学习最新的显微操作技术，回到土滨根大学在系里推广。 1927年，贝时璋发表论文《醋虫的生活周期》。 1928年3月，贝时璋在图宾根大学毕业，并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29年秋，贝时璋回国。1932年春，贝时璋发现丰年虫中间性个体，研究其中间性类型、性转变和生殖细胞的重建。1933年，贝时璋发表论文《轮虫的再生实验》、《细胞常数与再生关系》。在庐山参加中国动物学会成立大会。1934年8月，贝时璋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提出细胞重建的假说。1942年，贝时璋发表论文《南京丰年虫的二倍体中间性》。1943年，贝时璋发表关于细胞重建的研究论文《卵黄粒与细胞之重建》和《丰年虫中间性生殖细胞的转变》。1944年，贝时璋发表论文《 Stylaria fossularis（一种环节动物）的自然裂殖与再生》、《摇蚊的咽侧体和心侧体》。 1945年，贝时璋发表论文《摇蚊唾液腺染色体的结构》、《色素细胞活动与温度和眼柄提取物浓度的关系》。1946年，贝时璋发表论文《 Stylaria fossularis（一种环节动物）在不同温度下的裂殖和分解》。1949年6月，贝时璋在北京参加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议，任理组召集人之一。会议期间，参与建议成立科学院的活动。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前，一直到中国科学院成立的最初半年里，多次往返于杭州、北京之 间，参加讨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方面研究所的调整问题。1971年10月至1976年10月，贝时璋参加《生物史》编写工作。1980年，贝时璋在全国生物物理学会成立大会上，作了《对中国生物物理学发展的几点希望》的报告。1982年，贝时璋在《中国科学》上，陆续发表报道应用电子显微镜、显微缩时电影、相差定位观察等方法，研究丰年虫和鸡胚的细胞重建以及卵黄颗粒染色质和DNA的5篇论文。2009年10月29日上午，贝时璋在北京逝世，享年107岁。

秉志

（1886.4.9-1965.2.21），动物学家。1914年，秉志在美国与留美同学共同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这是中国最早的群众性自然科学学术团体。1915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社在美国正式成立，秉志被选为5董事之一，并集资刊行中国最早的学术刊物 《科学》杂志。1918年，获康乃尔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是第一位获得美国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 1918-1920年，在美国韦斯特解剖学和生物学研究所，跟著名神经学家H.H.唐纳森（Donaldso）从事脊椎动物神经学研究两年半。 1920年，秉志回国后从事生物科学的教学、科研和组织领导工作。1949年9月21日，秉志以特别邀请人士的身份，参加了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参与了新中国的筹建工作。 1955年6月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后为生物学部）学部委员，并被选为常委。 1965年2月21日，秉志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陈桢

（1894.3.12-1957.11.15），动物学家，遗传学家。1918年陈桢从金陵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19年考取清华学校专科，获得公费赴美留学，先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系进修；1920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动物学系学习；1921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后，随遗传学家托马斯·亨特·摩尔根专攻遗传学；1922年回国后担任国立东南大学生物系教授；1926年担任国立东南大学动物系系主任，兼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科学教授；1927年担任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1928年担任国立中央大学教授；1929年至1937年担任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1938年至1946年担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6年至1952年复任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和北平研究院评议员；1950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动物标本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担任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1953年至1957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主任；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长，同年11月15日病逝于北京。陈桢是中国动物遗传学的创始人和动物行为学、生物学史研究的开拓者 。20世纪20年代起从事生物学教育与科研工作，30年代编著高级中学《生物学》教科书。他长期从事金鱼遗传与变异的系统研究，以及动物行为学和生物学史的研究工作。

童第周

（1902.5.28-1979.3.30），实验胚胎学家。中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奠基人，中国海洋科学研究的奠基人，生物科学研究的杰出领导者，开创了中国“克隆”技术之先河，被誉为“中国克隆之父”。1927年，童第周毕业于复旦大学，后在南京中央大学生物系任教；1934年起，在山东大学、中央大学、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等任教；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1年，任山东大学副校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7年，任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所所长；1978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童第周通过对两栖类和鱼类的研究，揭示了胚胎发育的极性现象；通过研究文昌鱼的个体发育和分类地位，在对核质关系的研究中取得重大成果；1963年首次完成鱼类的核移植研究，为20世纪70、80年代国内完成鱼类异种间克隆和成年鲫鱼体细胞克隆打下基础。1979年3月30日，童第周于北京病逝。 童第周、叶毓芬二人被誉为中国生物学界的“居里夫妇”。

胡先骕

（1894.5.24-1968.7.16），植物学家。生于江西南昌，1912年进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农业和植物学，回国后先后受聘为江西省庐山森林局副局长、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林专修科植物学教授。植物学家和教育家。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与秉志联合创办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还创办了庐山森林植物园、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发起筹建中国植物学会。继钟观光之后，在中国开展大规模野外采集和调查中国植物资源的工作。在教育上，倡导“科学救国、学以致用；独立创建、不仰外人”的教育思想。与钱崇澍、邹秉文合编我国第一部中文《高等植物学》。首次鉴定并与郑万钧联合命名“水杉”和建立“水杉科”。提出并发表中国植物分类学家首次创立的“被子植物分类的一个多元系统”和被子植物亲缘关系系统图。1919年（民国八年），在《东方杂志》发表《中国文学改良论》一文，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对北京大学陈独秀、胡适等所倡导的白话文和文学革命，提出批评。当选中国科学社书记。1923年（民国十二年）， 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入国立东南大学，胡先骕任农科的植物学教授兼生物学系主任。再次赴美深造，在哈佛大学攻读植物分类学。 1925年（民国十四年）完成《中国有花植物属志》，首次对中国植物进行全面整理 ，获博士学位，随即回国，仍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在《东南论衡》发表《东南大学与政党》等时论文章。1928年（民国十七年），胡先骕与秉志等人在尚志学会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支持下，于北京创办了静生生物调查所。建所初期，秉志任所长兼动物部主任，胡先骕任植物部主任，并受聘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讲授植物学。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胡先骕派俞德浚会同蔡希陶在云南昆明创建了“云南省农林植物研究所”，由静生生物调查所与云南省政府教育厅合办。胡先骕兼任所长，并办有较大规模的植物园，即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胡先骕赴江西泰和就任中正大学首任校长职务。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中正大学农学院生物系特聘胡先骕为研究教授。同年7月，胡先骕赴庐山参加江西暑期学术讲习会。年末，胡先骕辞去国立中正大学教授之职，移居北平，主持静生生物调查所研究工作。1948年，胡先骕与国立中央大学森林学系郑万钧教授联合发表有关裸子植物水杉新种的论文，标志着其学术造诣达到了新的高峰。1948年，入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殷宏章

（1908.10.1-1992.11.30），植物生理学家。中国光合作用研究的先驱，中国植物生理学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原名誉所长。殷宏章于1929年从南开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1938年获得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38年至1945年担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兼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研究员；1944年至1945年担任英国剑桥大学交换教授；1946年至1948年担任北京大学教授；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12月应英国学者李约瑟邀请赴印度，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南亚科学合作馆科学官员；1951年携全家回国；1953年植物生理室从实验生物所划出单独成立研究所，殷宏章先后出任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殷宏章长期从事植物生物化学、光合作用和生长发育的研究。早年研究生长素与植物运动机理的联系，用自己发明的一个组织化学方法，阐明了磷酸化酶与植物中淀粉合成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组建中国第一个光合作用研究室，致力于光合磷酸化、物质转化、群体生理等方面的研究。1929年，他发现光质的突然改变可以引起光合作用的瞬间变化，被国外学者誉为光合作用中有两个光化学反应系统参与的先驱性工作。1951年回国后，曾参加领导抗菌素的生产和研究。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发现了对植物突然改变光强、光质时，光合作用也发生瞬间变化，进一步验证光合作用有两个光化学反应系统；参加领导了抗菌素的生产和研究；1959年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光合作用实验室，在光合作用磷酸化的机理，尤其是其中高能中间态的存在和性质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利用自己发明的组织化学方法，弄清了磷酸化酶在植物器官和组织中的分布，又证明植物体内存在磷酸化酶，而光照下由糖变淀粉的过程是与磷酸化有关的。

张景钺

（1895.10.29-1975.4.24），植物形态学家。1926年他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研究报告《Contribution from the Biological Laboratory of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2卷4期上发表的《蕨茎组织之研究》一文，是我国植物形态学研究方面最早的一篇学术论文。1927年，他的博士论文《蕨根茎组织的起源和生长发育》（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issues in the rhizome of Pteris aquilina L．）（后来改名为Pteridium aquilinum L．）在美国《植物学杂志》发表。张景钺在论文中证明蕨根茎的中柱类型属于“多环中柱”，结构比较特殊。这篇论文发表后获得了普遍的承认和重视，发生了较大的影响。1929年，他发表了《河北新异木》（A New Xenoxylon from North China）的论文，表明他的研究领域已经扩大，从研究现代植物跨入了古植物学的领域。1934年，他又在《中国植物学杂志》上发表了《植物徒手切片法》一文。这虽然是一篇科学普及性的文章，不过从当时国内大学和中学的仪器设备情况来看，具备切片机和能够制备显微制片技术的学校很少，为了补救多数学校不能进行实验的缺陷，张景钺及时介绍和提出了徒手切片法，需要的工具只是一把中式锋利的剃刀或新的安全刀片。这篇文章的发表，使很多大、中学的教师能够较快地掌握简易可行的切片方法，使学生在课堂实习或实验时能够看到显微镜下的细胞，这对当时我国植物学知识的普及和提高起了推动作用。从1937年起，张景钺又把研究工作向生理解剖学和实验形态学方面开拓。1931年，前往英国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植物学系，在植物解剖学家J．H．普利斯特利（Priestley）指导下从事植物解剖学研究工作。1931年—1932年，前往瑞士巴塞尔大学（University of Basel），在植物学教授薛卜（Otto Schoepp）指导下进行研究。1932年—1945年，担任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兼主任，抗日战争期间担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33年8月，张景钺就与钱崇澍、胡先骕、陈焕镛、李继侗等植物学家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植物学会。该学会从在四川重庆成立后，张景钺长期被选为书记、副理事长、理事长。1945年—1945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进行学术访问。1946年—1948年，担任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曾兼任理学院院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1975年，担任北京大学植物系（1952年院系调整后改为生物系）教授、系主任。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钱崇澍

（1883.11.11-1965.12.28），植物学家。1909年钱崇澍从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后被保送进唐山路矿学堂学习；1910年考取留美公费生赴美国深造，先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学习，并获得伊利诺伊大学理学学士学位、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16年回国后受聘在江苏甲种农业学校教书；1919年受聘在南京金陵大学任教授，后被国立东南大学和北京农业大学聘任为教授；1923年到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教生物学；1926年担任清华大学生物系第一任系主任；1928年至1945年担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研究教授兼植物部主任及四川大学教授兼生物系主任；1933年参与发起及筹备的中国植物学会成立；1945年至1949年担任复旦大学教授兼农学院院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0年应邀出任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1959年至1965年主持了《中国植物志》的编撰工作；1965年12月28日因胃癌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钱崇澍是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中国植物分类学、植物生理学、地植物学、植物区系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毕生从事植物学研究、教育和组织工作。

戴芳澜

（1893.5.4 -1973.1.3），真菌学家和植物病理学家。真菌学家和植物病理学家，中国真菌学的创始人，中国植物病理学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原所长。 戴芳澜1913年结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1914-1919年留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48年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1973年1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戴芳澜早年对水稻、果树等作物病害及其防治进行了研究；20世纪30年代后从事真菌分类学、真菌形态学、真菌遗传学及植物病理学的研究；在霜霉菌、白粉菌、鹿角菌、锈菌、鸟巢菌、尾孢菌等的分类方面，以及竹鞘寄生菌的形态学和脉孢菌的细胞遗传学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建立起以遗传为中心的真菌分类体系，确立了中国植物病理学科研系统；对近代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开创和奠基作用。

罗宗洛

（1898.8.2-1978.10.26），植物生理学家。毕业于北海道大学，植物生理学家和我国现代植物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研究工作涉及植物细胞质胶体、无机营养及离子吸收、组织培养、生长物质、微量元素、水分及抗性生理、辐射生理、细胞生物学等领域，并培养了不少上述诸方面的人才。在国内率先开展根尖组织培养研究。证明铵能作为植物氮源，为铵盐化肥的肥效评价及正确使用提供了科学依据。根据植物抗性研究提出的措施，为防止海南岛橡胶树寒害和苏北沿海营造防风林的育苗死苗，作出了贡献。曾创办《中国实验生物学杂志》、《植物学汇报》及《植物生理学报》。罗宗洛受广州中山大学之聘，于1930年2月回国，任该校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旋因感到校风不正，于1932年离开中山大学到上海暨南大学理学院任教授，兼中华学艺社总干事。从1933年起转赴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生物系任教授，在系内建立了具有现代化设备的植物生理实验室。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大学迁到四川重庆沙坪坝区，他把家眷安置在成都，自己在重庆继续任教。当时重庆政治腐败，罗宗洛在中央大学又受排挤，乃于1940年应聘到浙江大学生物系担任教授。1945年10月他被派到台湾接收台北帝国大学（现为台湾大学），1946年接收完毕后任代理校长。同年10月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从重庆搬到上海，他仍任所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李宗恩

(1894.9.10-1962），热带病学医学家。1911年夏季，赴英国留学，初入预备学校，随后进了格拉斯哥大学医学院。1920年，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毕业，获得医学学士和化学学士学位，然后赴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病学院，担任蠕虫病助理研究员。1921年4月—9月，参加英国皇家丝虫病委员会赴西印度考察热带病，随后任职于格拉斯哥西部医院，至1923年回国。1922年1月，从伦敦大学伦敦卫生和热带病学院毕业，获得热带病学和卫生学硕士学位。1923年—1937年，任职于北平协和医学院，历任助教、准教授、副教授、襄教授、教授。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李宗恩奔赴西南参加抗战工作，筹建了贵阳医学院。1938年6月—1947年5月，担任国立贵阳医学院首任院长和热带病学教授。1947年5月31日，就任北平协和医学院校长，主持复校工作。

袁贻瑾

（1899.10.30-2003.3.22），医学家。1919年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1927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1926年任北平协和医学院实习医师。1927年至1937年任该校卫生系助教、讲师、副教授等职。後赴美国留学，1929年获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1930年获卫生学博士高级奖章。1931年获得生物统计学科博士学位，根据部分地区资料计算过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这是中国人首次计算人口平均寿命。回国后，1937年至1942年任北平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其间，1935年倡议并在北京第一卫生事务所创立结核病门诊处，开展结核病防治工作，这是中国第一个结核病防治机构。1945年任防疫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任卫生部南京结核病防治院院长。为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国生理学会、公共卫生学会、北平植物学会会员。1946年至1948年担任国民政府卫生署流行病学研究所所长，1948年担任卫生系主任。1946年後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卫生部政务次长。与沈克非、施思明三位医师代表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文件上签字。1949年1月13日,辞去卫生部政务次长职务。之后去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和评议会评议员。1949年至1952年担任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资源办公室部门主任。1953年至1959年担任世界卫生组织派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医学主任、协同首席医学顾问。1960年至1963年担任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访问教授、台湾大学医学院客座教授。1962年9月，赴利比亚考察。1963年至1964年担任夏威夷大学“E-W中心”访问学者。1964年至1968年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2003年，在台湾病逝，享年104岁。

张孝骞

（1897.12.28-1987.8.8），内科专家、医学家。内科专家、医学教育家、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毕业于湘雅医学院，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原副院长。张孝骞毕生致力于临床医学、医学科学研究和医学教育工作。对人体血容量、胃分泌功能、消化系溃疡、腹腔结核、阿米巴痢疾和溃疡性结肠炎等有较深入的研究。在医学教育方面有他独到的见解，培养了骨干人才。1948年4月，辞去湘雅医学院院长职务。9月，应聘为协和医学院教授，主持协和医院内科诊务。11月，北平解放，长期主编《中华内科杂志》，参加中华医学会的学术活动，任该会常务理事和第一任内科主任委员。并为协和医学院的发展从四方招聘人才，充实师资队伍。1951年春，人民政府接管协和医学院，仍在该院继续任职，具体负责内科方面的教学、医疗和科研工作。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之一。1962年9月，被任命为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即原协和医学院）副校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和“特务”帽子，打入“牛棚”。1972年，经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搬进红霞公寓。1974年，经邓小平同志过问，卫生部为之解决用车问题。1978年，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并补推选为全国政协党委。1980年夏，再次去美国、加拿大考察访问。1982年9月23日，中国医学科学院为之举行从事医学教育工作60年庆祝会。邓颖超、陈慕华、康克清、王首道等各界人士200余人出席，陈云等同志写信祝贺1985年12月18日，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陈克恢

（1898.2.26-1988.12.12），药理学家。药理学家。长期致力于中药药理研究，是20世纪国际药理学的一代宗师，也是现代中药药理学研究的创始人。他的突出贡献是，首先发现麻黄素的药理作用，为推动交感胺类化合物的化学合成奠定了基础，并为从天然产物中寻找开发新药起了典范作用。他还发现解救急性氰化合物中毒的方法，并被一直沿用。1937—1968年兼任美国印地安那大学医学院药理学教授和印地安那波里期医院医事顾问。加入过中国药学会、中国生理学会和中华医学会，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曾被选为国际药理联合会名誉主席。多次荣获国际学术界的荣誉奖。1988年12月12日逝世于美国旧金山。他研究中药先后达30余年。1924年与其协和同事Carl F.施密特共同从中药麻黄中分离出左旋麻黄碱，并发现其多方面的生理活性，很快用于治疗支气管哮喘、干草热和其他过敏性疾患。他们又合成一系列结构与麻黄碱相似的化合物，发现许多新药。这是以天然产物为先导化合物，开发新药的范例。50年代他在磺胺、麦角、雌激素、多种抗生素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发表论文约350余篇。陈克恢夫人凌淑浩1925年燕京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1929年获西留(Western Reserve)大学医学博士(MD)。凌淑浩的姐姐凌叔华(1900-1990)是二，三十年代有名的女作家和画家， 其夫陈源(西滢)为北大教授，文学批评家。

吴定良

（1893.1.5-1969.3.24），人类学家。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生物统计学家和教育家，是中国体质人类学主要创始人和奠基人。吴定良192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统计学博士学位，1930年成为国际统计学社第一个中国社员，1934年加入国际人类学社，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吴定良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潜心于统计学与人类学的学习与研究，创制“相关率显著性查表 ”，建立头骨眉间凸度与面骨扁平度的研究方法等，得到统计学界与人类学界的公认。30年代下半期起，一直致力于中国体质人类学的创立、发展及中国人类学人才的培养。1947年9月，浙江大学成立了人类学系与人类学研究所，吴定良教授任系主任兼所长。1947年9月，浙江大学成立了人类学系与人类学研究所，吴定良教授任系主任兼所长。1950年5月，吴定良与卢于道、欧阳翥、刘咸等在杭州发起组织中国人类学学会、他当选为理事。1952年，中国大专院校院系调整，浙江大学与暨南大学人类学系均并入复旦大学生物系，吴定良任人类学教研室主任，为全系学生开设人体解剖学课。1961年，为了解决上海水产学院缺乏师资的困难，他不顾自己的病痛及已超负荷的工作量，允诺去讲授统计学课。1962年，吴定良终于积劳成疾，患中风半身瘫痪，卧床不起。但他在病榻上并未静心休养，还指导研究生和操心教研组的教学科研工作，并坚持整理自己的科研资料。1969年3月，清查中书籍、论文集、科研工具再次遭劫，同年3月24日在迫害中去世。

汪敬熙

（1893.7.7-1968.6.30），现代生理心理学家。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与傅斯年等同为新潮社的主要成员，在《新潮》上发表短篇小说，并参加新文化运动。短篇小说《雪夜》表现了对苦难的妇孺的同情，具有现实主义的色彩，是其代表作。1920年赴美留学。1923年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任河南中州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教授。1934年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长。1948年赴巴黎参加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工作。1953年后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进行研究工作。1968年6月30日卒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终年70岁。1）他是研究皮肤电反射的先驱者之一。他研究证明皮肤电反射是汗腺分泌作用的表现，与意识现象无关，其强度与情绪强弱无一定关系，而与刺激的强弱有确定关系。2）第一个将电子仪器引入中国用于脑功能研究。3）发现了瞳孔收缩和扩张的皮层代表区域。4）最早研究发现雌白鼠活动4日周期的变化是由于性欲周期所致，性欲周期的产生则由卵巢内分泌的卵巢素所引起。他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开创了哺乳动物行为研究的新方法。5）通过对两栖类胚胎行为的研究，将两栖无尾类三种蛙的游泳行为的发育分为三期六个阶段。6）研究汗腺分泌的神经调节之中枢机制。

林可胜

（1897.10.15-1969.7.8），生理学家。出生于新加坡的豪门望族。先后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中国近代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中国现代生理学的主要奠基人，美国国家科学院第一位华人院士、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林可胜对中国的贡献超出科学范围。抗战时期，林可胜领导医疗系统投身救国事业。日军进攻上海时，林可胜领导红十字医疗队参与救援。1942年至1944年随中国远征军到缅甸，任中缅印战区司令官史迪威将军的军医总监。战况紧张，他经常每日工作16个小时，多次得到中、英、美政府的嘉奖授勋，甚至罗斯福总统的最高嘉奖。抗战胜利后，林可胜在南京组建国防医学院，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8年，蒋介石任命林可胜为卫生部部长，他坚辞不受。1949年，林可胜移居美国继续从事医学研究，1955年正式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晚年到牙买加与其子詹姆斯·林一起居住，直至1969年病故。他在协和工作的12年中，不但培养了大批医学生，还培养了许多青年生理学工作者，包括青年教师和进修生，如冯德培、卢致德、柳安昌、徐丰彦、沈其震、贾国藩、易见龙、李茂之、王世浚、沈诗章、徐庆祥、陈梅伯、黄仁若、李落英、汪昆仁、李宗汉、谢维铭、孟昭威、吕运明、王志均等及少数德国、日本的留学生。他的学术影响也被传播到我国许多医学院校、综合性大学生物系以及一些研究机构。林可胜在科研上之所以能取得超越前人的卓越成就，绝不是偶然的，这与他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和多年一贯的顽强钻研是分不开的。为了研究阿斯匹林的镇痛作用，他先把缓激肽注入自己的动脉血管中，使身体产生剧烈的疼痛，然后再用阿斯匹林来镇痛。从实验记录影片中，人们看到他痛苦扭动的情景。实际上，林可胜在自己身上做实验绝非仅此一项，著名的组织胺刺激胃分泌的实验，就是在他自己身上做的。在协和做研究实验，常从早到晚，非常紧张，午饭只能在实验室里吃，他常常派人到附近的东来顺饭庄买大饼、酱牛肉和咸菜，同大家一起边吃边做实验。他的家离协和很近，而且条件很好，但是他总是说服自己的英国夫人，以便留在实验室里和大家一起啃大饼。仅从这点即可以看出他锲而不舍、刻苦钻研的精神，也反映出他平易近人的一贯作风。

汤佩松

（1903.11.12-2001.9.6），植物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植物生理学家、生物学专家、生物化学家、教育家，中国植物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 。1917年－1925年，汤佩松在清华学校学习；1925年－1927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植物学系学习并获学士学位；1928年－1930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并获哲学博士学位；1948年，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6年—1950年，汤佩松任清华大学农学院教授、院长。期间，1949年任北京农业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1952年，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副校长。1952年—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兼复旦大学教授。1955年，汤佩松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4年起，汤佩松先后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兼北京大学教授。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8年－1982年，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1978年－1982年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2001年9月6日，汤佩松在北京逝世 。

冯德培

（1907.2.20-1995.4.10），生理学家、神经生物学家。神经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委员（院士）、原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英国伦敦大学学院院士、印度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神经肌肉接头研究领域国际公认的先驱者之一，中国生理学、神经生物学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冯德培于1926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生物学院，后留校任生理学助教；1934年起，历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师范大学讲师、副教授；1943年，任上海医学院教授；1948年，任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研究员；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8年，任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所长；1981年5月，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冯德培在肌肉和神经的能力学、神经肌肉接头生理学、神经与肌肉间营养性相互关系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在创建和领导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生理研究所，培养中国生理学人才，发展中国与国际生理学界的学术交流以及促进中国生理科学的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冯氏效应”（Feng effect），是冯德培于1932年在英国发现的蛙的肌肉因拉长而使静息代谢明显增加的现象，当时冯德培本人称之为引张反应，以后被波兰的肌肉化学家帕尔纳斯（J.K.Pornas）称为“冯氏效应”。“冯氏现象”是冯德培在利用蛙的缝匠肌研究肌肉的热弹性时发现的。普通物体（如钢丝）热则伸长，冷则缩短。反之，被急速拉伸时则吸收热，被放松时则放出热，这种变化就叫做热弹性。也有少数物体如橡皮，其热弹性与上述相反，即热则缩，冷则伸。肌肉就其热弹性来说，究竟相当于何类物体，是当时，尚未解决的问题，因此冯德培以最热的方法测定肌肉被拉长或放松时所起的热变化。在实验中他注意到当肌肉保持拉长时放热持续增加，当肌肉被放松时，这一现象即不出现。开始时他猜想这可能是由于某种误差所引起的，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他进行了各种对照实验，但实验结果证明，这不是实验中的“误差”，而是发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即在肌肉的静息代谢与肌肉长度之间确实存在着相关的联系。除了测定肌肉的放热以外，冯德培还采取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即测定肌肉的氧消耗量。他的实验结果表明，当肌肉没拉长时，其氧消耗量大为增加，如去掉负荷使肌长度缩短，则氧消耗量也下降。由放热率和氧消耗量两种测量方法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排除了试验方法出现误差的可能性。因此冯德培把这种肌肉因拉长（或叫引张）而使其代谢增强的现象命名为引张反应。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年，此结果为德国的迈耶霍夫等所证实，不久又为意大利的马尔加里亚所承认。帕尔纳斯在其肌肉化学评论中，首次把引张反应称为“冯氏效应”，后来的肌肉生理学文章中也常延用这一命名。

蔡翘

(1897.10.11-1990.7.29)，生理学家，医学教育家。生理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蔡翘于1918年就读北京大学中文系；1922-1925年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学心理学和生理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蔡翘对甲状旁腺的功能、感受器适应现象、肝糖元异生机制等有较深入的研究，他还领导军事劳动生理及航空、航海、航天生理的研究。1945年，随中央大学医学院迁回南京。1948年，担任中央大学医学院代理院长；同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担任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1952年，南京大学医学院改编为第五军医大学，蔡翘担任校长。1954年，调入军事医学科学院，担任副院长、一级研究员和院学术委员会主任。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7年，军事医学科学院成立军事劳动生理研究所，蔡翘兼任所长。1978年，成立军事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蔡翘指导该所神经生物学室的研究工作。1979年，出版了《航空与空间医学基础》。1990年7月29日，因呼吸道感染，全身器官功能衰竭，在北京逝世。

李先闻

（1902.10.10-1976.7.4），细胞遗传学家，作物育种学家。我国著名的细胞遗传学家和作物育种学家，四川省江津县人（今重庆市江津区）。 1915年考取四川省保送名额，进入清华预备学校；192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并赴美国留学，在美国普渡大学学习园艺，又在康奈尔大学研究院专攻遗传学，获博士学位。他被称为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植物细胞遗传学家，中国植物细胞遗传学的奠基人。先后担任中央大学农学院、东北大学、北平大学农学院、河南大学农学院、武汉大学农学院、台湾大学等高等学校的教授，主要执教植物细胞遗传学等课程。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他以学术渊博、态度严肃、治学严谨、并善于因材施教而著称。他注重通过遗传学实验观察和遗传育种的具体实践，培养研究人才。1930年代，李先闻在河南大学农学院执教时，就有一位诚挚忠厚的孟及人充当助手，从田间到实验室，不分工种粗细，总在一起操作。他们之间年龄相差不大，在那种艰难环境中，总能相互配合，成为良师益友。他们前后几十年融洽相处，从来没有一句怨言相责。

俞大绂

（1901.2.19-1993.5.15），植物病理学家，农业微生物学家。植物病理学家、农业微生物学家、农业教育家，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名誉校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24年俞大绂从南京金陵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讲师；1928年赴美留学；1932年获得美国依阿华州立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成为美国植物病理学会会员，Sigma Xi荣誉会员，同年回国后担任金陵大学教授；1938年进入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工作；1946年担任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1948年被选聘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49年先后担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名誉校长；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6年当选为苏联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1959年参与创办的北京农业大学农业微生物专业成立，并主持专业工作多年；1980年绂出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1993年5月1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俞大绂早年从事谷类作物的抗病育种工作，先后培育并推广抗黑粉病小麦、大麦良种，以及具有抗荚斑病含油量高的大豆良种、抗稻瘟病水稻品种。提出了小米病害的防治措施；首创中国禾本科作物黑粉病菌生理小种的研究；对粟病及蚕豆病害进行了全面系统研究。晚年从事真菌异核现象研究方面。

俞明颐(1873～1966年)，湖南长沙人，父系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字寿臣、寿丞。曾以湖南试用道任湖南武备学堂总办、湖南督练公所（清政府训练新军的部门）兵务总办，1904年前后担任过湖南学政。姐姐俞明诗，丈夫为陈三立，陈寅恪之父；妻子曾广珊，曾国藩孙女，曾纪鸿女儿晚年自号心杏老人，又号辉远老人，育有14个子女，除了4个早夭外，其余10人为：大维、大纶、大绂、大絜、大纲五子，大缃、大绚、大缜、大絪、大彩五女。女俞大絪，是曾昭抡的夫人，北京大学一级教授；所生之儿俞大维是国民党中将、国防部长；与陈三立为儿女亲家，其儿媳为陈三立之女陈新午，陈三立是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陈寅恪为陈三立之子。因此，曾氏、俞氏与陈氏联姻，曾在湖南扬名一时。另一女俞大彩，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外语系，1934年8月与国学家、历史学家傅斯年（1896－1950）结婚。1949年以后任台湾大学英语系教授。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是俞大维在德国留学的同学，是大维做了月下老人。另一子俞大纲，戏曲专家。女俞大缜，曾为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

邓叔群

(1902.12.12 -1970.5.1)，真菌学家，植物病理学家，森林学家。真菌学家、植物病理学家、森林学家 [1] 。曾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1932年起先后应邀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和中央自然历史博物馆任研究员，中华文教基金董事会任研究员，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任研究员，中央研究院林业实验研究所任副所长等。1923年清华学堂毕业。1928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森林学硕士学位和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1948年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70年5月逝世于北京。1941年，辞去中央研究院林业实验研究所的职务，自愿赴西北任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林业部经理，为黄河上游的水土保持和森林保护作出了重大贡献。1946年，回到中央研究院，继续从事科研工作，除从事森林生态和高等真菌学的研究外，并兼任《植物学报》编委。在此期间，他创设了森林生态研究室，并恢复了真菌研究室。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邓叔群的学生沈其益受东北人民政府的委托，秘密来到上海，约请他到解放区工作。他兴奋不已，不顾当时正在咳血，立即着手进行林业教育工作的准备，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编写出了20本一整套林科大学教材纲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叔群在北京参加了第一次全国科学工作者大会后，举家来到东北，先后担任沈阳农学院教务长、副院长，东北农学院副院长。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他献身农业教育事业，为东北的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50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任中央委员。1951年9月，任命为松江省人民政府委员。1963年，在广州创建中国科学院中南真菌研究室（后改为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1970年5月，因受“文化大革命”迫害致死，1978年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吴敬恒

（吴稚晖）（1865.3.25-1953.10.30），政治学家、教育家。1902年赴日本留学，因带领留学生大闹清政府驻日使馆被驱逐回国。在上海与蔡元培、章太炎等组织爱国学社，兼任教员，并在文明书局任职，经常为《苏报》撰文鼓吹反对清王朝统治。1903年《苏报》被封，逃往香港转赴英国。1905年春在伦敦会见孙中山，同年冬加入中国同盟会。与李石曾、张静江等在法国创办《新世纪》周刊，任主编，鼓吹无政府主义，反对君主立宪，倡导反清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后回国，任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读音统一会议长，主持国语注音工作。1913年6月在上海参与创办《公论》杂志。参加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去伦敦。1915年组织世界编辑社。1916年秋回国到上海任《中华新报》主笔。他是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创始人之一，与蔡元培、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1921年成立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任校长，拒绝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入校，勾结法国当局与北洋军阀政府将蔡和森、李立三等104名学生代表驱逐回国。1924年1月在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后到上海任国语师范学校校长。他是国民党内著名的右派人物，是蒋介石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基本上脱离了政治活动的前台。1949年1月逃离大陆去台湾。1953年10月30日因病死于台北。主要著作编入《吴稚晖先生合集》、《吴稚晖先生选集》。

金岳霖

（1895.7.14-1984.10.19），哲学家，逻辑学家。1920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21年，到英国学习，在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听课；1925年，回国；1926年，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授；1926-1929年，清华聘请金岳霖讲授逻辑学。秋，与冯友兰等一起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兼系主任；1936年，《逻辑》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列入“大学丛书”出版；1938年，西南联大成立，金岳霖任联大文学院心理学系教授兼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1940年，《论道》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获最佳学术著作评选二等奖；201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50年，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全国6所大学哲学系合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金岳霖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副所长；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委员、中央常委；1965年，《罗素哲学批判》一书完稿；197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兼研究室主任；1979年，被选为中国逻辑学会会长；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行“金岳霖同志从事哲学、逻辑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五十六周年庆祝会”；1983年，《知识论》一书时隔40余年，终于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201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1984年10月19日，金岳霖在北京寓所逝世，享年89岁。金岳霖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他深入研究了逻辑哲学，并把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哲学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金先生认为，“各种学问都有它自己的系统”，“既为系统，就不能离开逻辑”。就是说，各门学问要系统化，都必须运用逻辑工具。哲学这个学问也不例外，如果要精确化和系统化，也必须完善和发展逻辑工具。金岳霖本人的哲学就以细密的逻辑分析见长，他的著作具有精深分析和严密论证的特色，形成一种独特的严谨学风。

汤用彤

（1893.8.4-1964.5.1），哲学史家、佛教史家。哲学家、佛学家、教育家、国学大师。1917年，清华学堂毕业后留学美国，入汉姆林大学、哈佛大学深造，获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改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汤用彤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著作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等。辛亥革命前，汤用彤便离开父亲的教馆，求学于北京顺天府学堂（河北师范大学前身），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与梁漱溟共读印度哲学与佛教典籍。1919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与陈寅恪同时学习梵文、巴利文及佛学，仍进修西方哲学。后经吴宓、梅光迪引见白壁德（Babbit）教授。白氏是美国当时著名的新人文主义者，认为中西文化传统在人文方面“互为表里”，对孔子尤为称赞，并希望中国学人能撷采中西文化之精华，以求救亡图存，而不蹈西方之覆辙。汤用彤后来的文化观和治学态度，很多与白氏契合。哈佛期间，他与吴宓、陈寅恪被誉为“哈佛三杰”。1922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回国，先在国立东南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其时南开大学成立不久，校长张伯苓和大学部主任凌冰在海内外到处延揽人才，尤其注意学有成就的归国新秀。1926年，汤用彤受聘转任南开大学文科哲学系教授、系主任。南开大学根据国际国内著名大学的办学经验，当时极为重视教师和学生的科学研究。学校成立了专门委员会，由校长和各科主任，经常邀请校外著名学者来校公开讲演。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如胡适、李大钊、马寅初、梁启超、范文澜、陶行知、贺麟等都曾先后来过南开。由于他在学术上的造诣和成就，南开学生学术刊物《南开大学周刊》在20年代后期，特邀请他和范文澜、蒋廷黻、黄钰生等人担任顾问。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战爆发，北大南迁。同年10月，汤用彤与钱穆、贺麟一行3人经天津，乘船南下直抵香港。然后转程北上广州、长沙。最后到达设在南岳圣经书院的文学院。于南岳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最后定稿付梓。1938年元旦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印行。同年，学校决定转赴昆明，从此，汤用彤开始了西南联大8个年头的艰辛岁月。汤用彤先任联大哲学系主任，后又任文学院院长。在抗战期间，又同南开师生在一起，对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7年，汤用彤休假赴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讲中国佛教史一年，次年婉拒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之邀，决定回国。1949年1月北京解放，汤用彤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当时未设校长）。这一年，周恩来曾来北大了民堂与他及北大诸教授座谈。1951年后，汤用彤任北大副校长。195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兼任历史考古委员会委员。1954年，患脑溢血，长期卧床。但稍能所及，仍谆谆教导于后学，在学术上耕耘不辍。1956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成立，又任学部委员，并任《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杂志编委。同时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1年，撰写《何谓“俗讲”》一文，谓“僧讲”与“俗讲”在其听讲对象各为僧俗所不同，俗人不得听“僧讲”，出家者不得听“俗讲”，“违者当受官责”。1963年5月1日晚，汤用彤上天安门城楼观赏焰火，由周恩来总理导见毛泽东主席。“毛询问公之身体状况，嘱公写短文，并言其阅读过公所撰全部文章。”1964年5月1日，汤用彤病逝，葬于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墓区。

其子汤一介，北大三老之一。当代中国哲学界代表性人物之一，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1] 还是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际价值与哲学研究会（Research in Value and Philosophy）理事、第十九届亚洲与北非研究会顾问委员会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国际道学联合会副主席。1958年后，汤一介受到“反右倾运动”的冲击和打压。1966年，“文革”开始，汤一介被终止讲课资格，下放干校。1973年，汤一介加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即“梁效”），曾任材料组组长。“文革”结束后，汤一介因为种种原因，接受审查。1978年，时年51岁的汤一介被彻底平反。其儿媳乐黛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多年从事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荣誉文学博士，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全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著有《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等专著。

冯友兰

（1895.12.4-1990.11.26），哲学家。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师从约翰·杜威。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届政协委员，第六至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取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等，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经典，对中国现当代学界乃至国外学界影响深远，称誉为“现代新儒家” 。

妻子任载坤，字叔明，河南新蔡人，就读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弟弟冯景兰是一位地质学家。妹妹冯沅君是一代才女,现代作家、学者。冯沅君没有子女，和丈夫陆侃如合著北大毕业论文《中国诗史》，为山东大学校长，陆侃如生于一爱国士绅家庭，其父系爱国民主人士陆措宜。1920年，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1924年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专攻中国古典文学。大学一年级时他便出版了《屈原》，大学毕业时又出版《宋玉》一书。研究院毕业后，他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授，并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兼职。1929年，陆侃如在上海与冯沅君结婚，从此二人一直合作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堂妹冯让兰是中国哲学家、哲学史家张岱年的夫人。外孙女：冯钰，现TOM在线执行董事、执行副总裁。长女冯钟琏：西南联大外语系毕业，是北京31中优秀的语文教师,1975年去世了。长子冯钟辽：辽西南联大肄业,后去美国留学,在美国成家立业,是锅炉专家。次女冯钟璞（宗璞）：中国知名作家。次子冯钟越：中国航天工业部主任工程师,飞机强度专家，惜天不假年,赍志以终时才51岁。

余嘉锡

（1884.2.9-1955.1.23），语言学家，目录学家，古文献学家。1897年，作《孔子弟子年表》。阅《郁离子》，喜其言，仿其体著书数万言。1899年，注《吴越春秋》。阅张之洞《书目答问》及《輶轩语》，以为做学问应从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入手。1900年，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始从事对《提要》的辨证工作。1901年，乡试中举，后入京为吏部文选司主事。不久因父丧而返回湖南常德。1918年，余嘉锡弃家偕子余逊到北平，住前门高庙常德会馆。以一介儒生，来自僻远之乡，举目少亲，惟因学识渊博，业有专攻，终得以文章学术自显于京师，在北京大学及其他各大学主讲目录学。1919年，赴北平，馆于清史馆总裁赵尔巽教授赵氏子弟，同时审阅《清史稿》，得以清史馆馆长柯绍*为师。年余返回常德，仍以教授生徒自给。1927年，到北京，馆于赵尔巽家，教授赵氏弟子，同时审阅《清史稿》，得以清史馆总纂柯劭忞为师。其夫人陈福彩去世。余嘉锡亲作墓表，盛称夫人懿德，此后一直鳏居。1928年，携子至北平，结识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被聘为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主讲目录学。后又兼在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教授目录学。《聚乐堂艺文目录考》发表于此年，并撰有《新续古名家杂剧跋》等文。1929年，撰《书仪顾堂题跋后》等文。1930年，发表《目录要籍解题》《古籍解题》等文。1931年，被聘为辅仁大学教授，兼任国文系主任。《北周毁佛主谋者卫元嵩》发表于此年。1932年 49岁 撰《王西庄先生窥园图记卷子跋》，发表《晋辟雍碑考证》《水浒传宋江平方腊考》等文。1933年，日本自侵占东北后，不断向华北渗透，北平岌岌可危。5月，余嘉锡举家迁回湖南常德，然故乡附近无人可与论学，精神无所慰藉。7月，返回北平，重新在辅仁大学等校执教。本年撰有《跋施愚山试鸿博后家书》等文。1934年，发表《汉池阴令张君残碑跋》《巴陵方氏藏书志序》等文。1935年，撰《跋王石*父子手稿》，发表《书册制度补考》等文。1936年，撰《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序》，发表《牟子理惑论检讨》等文。1946年，发表《谢承后汉书传本之有无》《洪亮吉之地理学》《水浒传之俗语》《跋李文公集》《楚辞释文考》《书晋书桓玄传后》《荀子性恶篇“伪”字解》等文。1947年，以《四库全书提要辨证》一书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发表《太公亡篇考》《黄顾遗书序》《跋旧抄本中兴馆阁录》《张籍之里贯及其病眼之时间》、《藏园群书题记序》等文。1948年3月，以《四库提要辨证》一书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余嘉锡被聘为语言研究所专门委员，冬，考证《东林点将录》及《天鉴录》，因用思过度而患病。及病愈而考索愈力，未及完稿，忽转为风痹，卧床数月始愈。1952年，写成《元和姓纂提要辨证》，忽摔伤右股，因脑溢血而瘫痪。1954年，《四库提要辨证序》成。1955年1月23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2岁，葬于北京阜成门外西黄村福田公墓。

胡适

（1891.12.17-1962.2.24），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宣统二年（1910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民国六年（1917年），回国受聘北京大学教授。民国七年（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民国八年（1919年），出版论著《中国哲学史大纲》。民国九年（1920年）2月，出版白话诗集《尝试集》。民国十一年（1922年），任《国学季刊》杂志编辑，创办《努力周报》杂志。民国十七年（1928年），出版论著《白话文学史》。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被聘为全国财政委员会委员，创办《独立评论》杂志。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被聘为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当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民国二十七至三十一年（1938—1942年），出任驻美大使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4月25日，出席旧金山会议。民国三十五至三十七年（1946—194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前往美国。1952年，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人类科学文化史编辑委员会委员；同年，应邀返台讲学。1957年，始任“中研院”院长。1962年2月24日，在台北病逝。

长子胡祖望，民国八年（1919年）3月16日出生。早年就读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后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机械工程。毕业后，服务于美国斯都德贝克汽车厂，后担任中国航空公司的工程师、台湾驻美国机构经济参事等；次子胡思杜，民国十年（1921年）12月17日出生。1949年，选择留在中国大陆，1954年，被迫与胡适断绝父子关系，但仍被斗争。后于1957年反右派中自杀身亡。胡适墓旁有其衣冠冢。孙子胡复，是胡祖望与曾淑昭之子，生于1955年，名字为胡适所取，为收复中华，复兴中华之意，1978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后任美国劳工部争议司司长。

胡适一直持一种文化的国耻观，忧国之将亡而思解救之道，特别关注文化碰撞与移入的问题。胡适认为，中国的国耻就是因为“学不能竞”，同时也表现于学子的“无学”，留学就是文化竞争失败的结果。他因而提出要造使中国不亡的远因，即为中国再造新文明。胡适认为“救国千万事，造人为重要。但得百十人，故国可重造。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在教育。”胡适还认为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立一个民族国家。这充分体现出胡适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随着胡适在实践中不断受到民主政治体系的熏陶，他很快就摆脱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登上了更开阔的舞台，从世界文明的角度观察思考中国。某种程度上，他已经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胡适哲学思想不在于胡适提出的学术观点的本身，而是在于他在思想史上的开创性及其深远的影响。使中国传统哲学真正步入现代化进程的第一人，就是胡适。正是胡适于民国八年（1919年）2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一次突破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思想史的原有观念标准、规范和通则，成为一次范式性的变革。这一变革确实起了典范的意义和前驱的作用，它不仅给当时学术界以破旧创新的空前冲击，影响了一批学人如顾颉刚、郭沫若等。任继愈说，他说据当时人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人耳目一新，主要在于它不同封建时代哲学史书代圣贤立言，为经传作注解，敢于打破封建时代沿袭下来的，不准议论古代圣贤的禁例，他把孔丘和其他哲学家摆在同样的地位供人们评论，是一个大变革。其次，胡适对中国哲学的贡献在于他为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所做出的努力。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上，自胡适开创之后，又有一批哲学家如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金岳霖和冯契等人不断的在哲学思想上的精进，这不仅彰显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征程，而且显示了胡适在中国传统哲学现代的转换中所作的开创之功。因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是在胡适的勇于创新精神的烛照下不断向前推进的。但是胡适在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转换的问题上存在着的严重的不足，这就是把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仅仅局限于知识的领域，而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则有所轻视，这个缺点，是胡适不能在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的原因。

1954年9、10月间，《文史哲》《光明日报》先后刊发了山东大学学生李希凡、蓝翎，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却相继遭到《文艺报》的“置之不理”和《人民日报》的“拒绝转载”，这就不得不引起当毛泽东的注意。10月16日，毛泽东就此事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的其他领导同志的信中说到：“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转而将彻底批判的烈火，引向附着在俞平伯身上的“胡适的幽灵”。并进一一步号召，“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毛泽东揭示了发动这场运动的最终目的，即：通过对在知识分子中问有巨大影响的胡适思想的批判，在更广、更深的层面上宣传、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文艺领域的领导地位 。因此，“批判俞平伯的学术思想，就必然要联系到批判胡适，就必然要联系到批判胡适的思想方法”。10月27日，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向毛泽东提交了《关于展开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的报告》，指出要彻底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就不应该停留在一本书和一个人，也不应该局限于古典文学的小范围，而应当从各个方面全面展开。并进一步提出从根本上清算胡适的唯心思想，是一个长期的严重斗争任务，应及早“动员各方面着手组织人力，研究胡适派思想在各方面的表现” ，以便使这场批判运动有准备、有计划地从《〈红楼梦〉研究》向“胡适思想批判”过渡11月8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题为《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一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对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其中谈到：“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所以在后续的展开论述中，郭沫若，毫不客气地认为“只有资产阶级的反动文人如胡适之流才是最大的武断家”，并从根本上指出胡适所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就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论”。同时，这一时期，全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团先后联合召开了八次会议，针对学术界《红楼梦》研究中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倾向，和文艺界《文艺报》等刊物“看轻新生力量的错误作风”“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态度”，进行了严肃地讨论与批判。12月2日，在中科院院务委员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举行的联席会议上，正式成立了以郭沫若为主任的“胡适思想批判工作委员会”，决定从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史观点、考据学在古典学术研究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等九个方面，有组织、有计划的对胡适思想进行全面、系统地批判。12月8日，周扬、郭沫若、茅盾又依次在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召开的联席扩大会议上，发表了三篇著名的“战前动员”。同时，中国大陆思想界掀起了一场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胡适的思想不仅受到了他的对立者的猛烈批判，而且他的朋友故旧，甚至学生也都向胡适一齐开火。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何干之的《五四的两个基本口号》，文章批判了胡适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的主张是阻止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成长，是对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的抗拒。1951年8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等师生召开“控诉会”，俞平伯、顾颉刚、朱光潜等胡适的同事、学生都作了批判性发言 。1954年12月2日，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依据先前毛泽东与其谈话的精神，对原来关于胡适批判问题的草案做了根本修改，并提交中科院与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审核通过。这份经过修正的计划，将批判的主要目标聚焦为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思想，议定将从以下九个题目具体展开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工作。分别为：第一，以艾思奇为召集人，王若水、任继愈、李达、冯友兰、胡绳、何思敬、贺麟等为主力的对胡适的哲学思想的批判，侧重点在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第二，以侯外庐为召集人，夏康农、汪子嵩、曾文经、黎澍、郑鹤声、荣孟源、潘梓年等为主力的对胡适政治思想的批判；第三，以范文澜为召集人，罗尔纲、翦伯赞、童书业、周一良、高亨、夏鼐、嵇文甫、白寿彝等为主力的对胡适的历史观点的批判；第四，以冯友兰为召集人，金岳霖、侯外庐、汪毅等为主力的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的批判；第五，以黄药眠为召集人，陆侃如、游国恩、罗根泽、王瑶、蔡仪、曹道衡、钟敬文、王元化等为主力的对胡适的文学思想的批判；第六，以何其芳为召集人，余冠英、褚斌杰、李长之、张毕米、林淡秋等为主力的对胡适的《中国文学史》的批判；第七，以尹达为召集人，陈炜谟、田余庆、潘允中、赵俪生、高亨、吴文祺、张志岳等为主力的，对胡适的考据的方法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批判；第八，以张天翼为召集人，李希凡、蓝翎、钟洛、力扬、许之乔等为主力的，对《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的探讨：第九，以聂绀驽为召集人，刘绶松、刘永济、老舍、胡念贻、吴小如等为主力的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所谓新旧“红学”的评价。此后55年至62年，学术界对胡适的批判和否定，除了新增对胡适的“反动的教育思想”、“唯心主义语言学”以及戏剧观点等的批判之外，基本上没有越出以上周扬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所划定的范围。这一时期，在绝大多数“上恶谥、帖标签、画咒篆”，极尽谩骂、推衍之能事的批判文章中，胡适被从哲学、史学、文学、考据学等各个领域全面而粗暴地否定，并由此揭开了五十至七十年代，近三十年，胡适众叛亲离、“形灭神散”的个人形象史上最为黯淡的时期。欧阳哲生曾在提到五十年代中期的“胡适大批判”时写道：“在胡适研究中，这是一个沉重而令人深思的话题……经过这场运动，胡适变成一个头戴多顶帽子、臭名昭著的‘反动人物’。胡适的个人学术名誉、学术地位可以说是一落千丈。”

张元济

（1867.10.25-1959.8.14），出版家。中国杰出的出版家、教育家、爱国实业家。出生于名门望族，书香世家。清末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在总理事务衙门任章京。1902年，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解放后，担任上海文史馆馆长，继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1959年8月14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1岁。张元济同志一生为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的整理、出版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时期，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印书作坊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出版企业；他组织编写的新式教科书风行全国，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推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纾翻译的《茶花女》等大批外国学术、文学名著，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他主持影印《四部丛刊》、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以及创建东方图书馆，对保存民族文化都有很大的贡献。著有《校史随笔》《中华民族的人格》等。1901年，以“辅助教育为己任”，投资商务印书馆，并主持该馆编译工作。1903年任该馆编译所长，1916年任经理，1920～1926年改任监理。1926 年任董事长直至逝世。1949年被特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组织了大规模的编译所和涵芬楼（后扩建为东方图书馆）藏书，开创了私营出版社设专职专业编辑和图书资料以保证出版物质量。他所参与规划的《最新教科书》获得很大成功，同业相率仿效。从1915年开始筹备，1919～1937年动用国内外50余家公私藏书影印出版《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3种丛书共610种近2万卷。他选书注重实用、母本讲究善本，以及传真版石印的组织，开创了古籍丛书翻刻、影印的新阶段。1932年1月29日 日军针对性的轰炸商务印书馆。造成这个几乎垄断中国教育出版，占全国出版量52%的出版巨头损失1630万元，80%以上资产被毁。同时被毁的还有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珍藏的45万册图书，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古籍善本和孤本。时年65岁的张元济深受打击：“连日勘视总厂，可谓百不存一，东方图书馆竟片纸不存，最为痛心。”“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是张元济晚年所写的一副对联。百年中国，许多人都在寻找富强中国的道路，而张元济选择了以出版来推动教育，为中华民族的文明“续命”。嗜书、寻书、藏书、编书、出书，写就了他的一生。

杨树达

（1885.6.1-1956.2.14），中国语言文字学家。近代语言文字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 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教师家庭。15岁遵父命从湘潭人叶德辉受业，攻读《说文解字》《四库提要》。16岁转入官办求实书院续读经史、算学、英文。1905年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受聘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杨树达毕生从事汉语语法和文字学研究和教学。长于金石、甲骨和古文字训诂、音韵及汉语语法、修辞等。30年代发现形声字声类有假借现象，并收集到声联义的例证数百条。著有《古书疑义举例续补》《高等国文法》《词诠》《论语疏证》《汉书窥管》《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积微居小学述林》《汉文文言修辞学》等，并收入《杨树达文集》中。为毛泽东主席曾经的老师。近代语言文字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 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教师家庭。15岁遵父命从湘潭人叶德辉受业，攻读《说文解字》《四库提要》。16岁转入官办求实书院续读经史、算学、英文。1905年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受聘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杨树达毕生从事汉语语法和文字学研究和教学。长于金石、甲骨和古文字训诂、音韵及汉语语法、修辞等。30年代发现形声字声类有假借现象，并收集到声联义的例证数百条。著有《古书疑义举例续补》《高等国文法》《词诠》《论语疏证》《汉书窥管》《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积微居小学述林》《汉文文言修辞学》等，并收入《杨树达文集》中。

杨伯峻

其侄杨伯峻。著名语言学家。 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历任中学教员、冯玉祥将军研究室成员、广东中山大学讲师、湖南《民主报》社社长、湖南省政治协商会议秘书处处长、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兰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华书局编辑、中国语言学会理事等。他在语言文字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的研究方面以及古籍的整理和译注方面。其外甥楚图南，曾任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师大教授、西南文教委员会主任、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民盟中央主席等职。1923年的秋天，他带着李大钊先生“一要尽可能多地接触学生，多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二要适当地宣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建立党团组织准备条件”的嘱托，回到了阔别4年的昆明，并在省立一中任教。楚图南以其博学多识，使许多学生后来成了名人、大家。一位从香港回到昆明，考插班生进省一中的李生萱同学，就是楚图南的得意弟子。在楚老的教诲下，李生萱成了著名哲学家。当年的李生萱，就是我们今天早已熟知的哲学家艾思奇 。1926年春，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楚图南从云南又到了北京，迅即转到哈尔滨，先后在哈尔滨三中、六中、省立女中、吉林六中等中学及长春二师等校任教。这年春天，楚图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楚图南受党组织的指派，先后到山东泰安省立第三中学、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任教。楚图南经常给自己的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讲解鲁迅诗文和柯仲平诗歌，给学生以革命的启蒙，培养同学们努力思考社会问题的兴趣和能力。在他的引导下，柯仲平长诗《风火山》的“一个朋友下监牢，千个朋友杀火冒！一个朋友枪决了，万个朋友滴血誓战刀”之类悲壮、慷慨的诗句深深打动了青年的心，鼓舞青年学生的革命斗志。在战争时期，金德宝先生曾经保护过楚图南先生，而且曾因此一度被学校开除。1943年，楚图南、闻一多、吴晗、费孝通等先后加入了云南民盟。

柳诒徵

（1880.2.5-1956.2.3），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家、图书馆学家。1914年2月，应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历史教授；1925年，国立东南大学，发生学潮后一度离去北上，先后执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和东北大学；1927年，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1929年，重返南京，任教中央大学；并曾任南京图书馆馆长、考试院委员、江苏省参议员。抗战期间，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贵州大学和重庆中央大学，兼任国史馆纂修。新中国成立后，执教于复旦大学。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曾主编《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现存书目》。柳诒徵生平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880至1899年，柳氏父亲早死，幸母亲持家、教导，故培养了柳氏重孝敬、求仁爱的性格。柳氏幼年因陈善余的教导，产生了研究目录学及中国历史的兴趣。第二阶段：1900至1927年，维新变法，柳氏进入江楚编译局，就学于倡言变法的缪荃孙，随师往日本考察，深明教育的重要性，故撰《历代史略》为教材；1915年后，柳氏回南京，就教南高国文、历史科，南高改并为东大，柳氏为历史系教授，任教中国文化史、东南亚史、印度史等，与吴宓等主办《学衡》；1926年正值东大发生“拥郭拒胡”的学潮，而柳氏反对校长郭秉文及学生运动，遂离东大；第三阶段：1927至1937年，柳氏就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整理旧籍，分类编目，并完成了三十六册的《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更主编《国学图书馆年刊》，撰成《国学图书馆小史》；九一八事变，南京告急，柳氏东奔西走请求政府接收藏书，但政府可供藏书的地方不足，故书籍被战火焚毁，自谓“对祖国文化未尽到全责”。第四阶段：1938至1945年，柳氏到了重庆中央大学，校内故旧因柳氏盛名，请他任历史科研究院导师，任教期间完成《国史要义》 。第五阶段：1946至1956年，为柳氏回南京复任国学图书馆馆长、国史馆纂修，整理战后散佚图书及史料，继任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后，出任文物管理委员，筹办地方博物馆。柳诒徵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图书馆学家。1948年获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殊荣。学术薪传乾嘉学派，融世界近代新思潮，学贯中西。主张“史之所重，在持正义。史以明政教，彰世变，非专为存人。”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史坛，与北方任教的史家陈垣、陈寅恪并称“南柳北陈”。1938年，柳诒徵应竺可桢之敦请到位於贵州泰和的浙江大学讲学，在课堂上讲到日寇在南京大屠杀时，义愤悲昂，突发中风昏倒在讲台。校长竺可桢延医急救，後柳又在校休养三月。离校时，竺派校车送行，并让秘书送去舟资三百元，柳诒徵以因病讲学未成，坚决不收川资、薪金。

陈垣

（1880.11.12-1971.6.21），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 [2] 民国十五年（1926年）至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49年以前，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52年至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在元史、历史文献学、宗教史等领域皆有精深研究，留下了十几种专著、百余篇论文的丰富遗产。陈垣主要的著述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及《通鉴胡注表微》等，另有《陈垣学术论文集》行世。陈垣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二陈又与吕思勉、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他的许多著作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有些被翻译为英、日文，在美国、德国、日本出版，毛泽东主席称他是“国宝”。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日本侵略军攻占华北重镇徐州之后，日伪政府强迫北平全市悬挂日伪国旗，并强令群众上街游行，以示庆祝。辅仁大学及其附属中学坚决拒绝执行挂旗、游行等无理要求。结果日伪震怒，强令辅仁大学及附属中学停课3天，并多次派人找校长陈垣“质问”。陈垣回答道：“我们国土丧失，只有悲痛，要庆祝，办不到！” 坚决不挂旗，不游行，与日伪不屈抗争。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因在日伪的控制下，沦陷区人民噤若寒蝉，师生碰面，也只能目视而过。陈垣在《年刊》题词说：“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这里的“蛮貊之邦”，陈垣是用来借指沦陷区。因为他看到个别毕业生在给敌伪做事，甚至欺压国人，心里非常痛心，因而劝诫同学们一定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正直的人，即使是生活在日伪的控制下，也不能做言语无信、甚至干助纣为虐之事的人。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陈垣为《年刊》题词说：“孝经曰：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交友之道，在得切磋之益，毋徒事佚游宴乐，是之谓辅仁。”他告诫学生在日寇横行的环境里交友一定要慎重，切莫认贼作父，不要与日伪汉奸分子往来。陈垣校长一再引用《论语》、《孝经》等经书中的话，谆谆教导学生，日伪明知他的深意所在，但因为是引用经书，也对他无可奈何。 [36] 同年，日本细井次郎升为辅仁大学校务长首席秘书，兼任附中学监。此后派到学校的日籍教师增多起来，学生中也有日伪特务，他们一起对师生实行监视。在此情况下，陈垣校长与校内德国籍天主教圣言会司铎出面与日伪政府周旋，坚持学校不挂日本国旗，不用日文课本、不把日语作为必修课，从而使辅仁大学成为当时沦陷区唯一不悬挂日伪旗帜、不读日伪所编的，旨在进行奴化教育课本的大学。 [35] 作为响彻国际的知名学者，在北平沦陷期间，日伪试图拉拢陈垣来扩大对北平教育界的掌控，曾以高薪聘请他出任“日中满蒙四国东亚文化协议会”的中国会长，但试过很多办法都奈何他不得。据史料记载：“陈垣身为基督徒，且有儒家不屈的风度，在抗战期间，日本人虽然捉弄他几次，到底奈何他不得。” [34] 陈垣利用史学研究作为武器，连续发表史学论著，抨击敌伪汉奸，显示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在八年抗战期间，陈垣连续写成《南宋河北新兴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中国佛教典籍概论》等宗教史论文及《通鉴胡注表微》，都含有讽今喻世、抒志表微的用意。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3月，陈垣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多次请陈垣南下，在又一次政治大变动中，他拒绝离开，选择留在北平，迎接新社会的到来。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陈垣与学生上街欢迎解放军入城，从兴化寺街5号步行到西直门，逾十多华里，此时陈垣已近古稀之年。北京刚解放时，郭沫若、范文澜等人就发起成立新史学会，陈垣虽然没有参加发起活动，但随后不久就在范老的介绍下，参加了新史学会的活动，并提出了由科学院成立历史研究所的建议。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掌握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并曾深入研究、著作等身的基础上，陈垣很快接受了新事物。之后的十年间，先后写了二十多篇短文。1950年10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接办辅仁大学，改称“国立辅仁大学”，陈垣被任命为校长。1952年6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辅仁校园也被划为北京师范大学北校区。陈垣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至去世。

陈寅恪

（1890.7.3-1969.10.7），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国现代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1939年夏至1942年5月任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并于1940年夏继许地山先生之职任中文系主任。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但由于此前在国内进行过一次不成功的手术，再经英医诊治开刀，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离开人世；11月21日，夫人唐筼辞世。

其研究范围甚广，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陈寅恪治学主旨“在史中求识”。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中国的历史考据学。

傅斯年

（1896.3.26-1950.12.20），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傅斯年曾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代理校长（1945-1946）和台湾大学（1949-1950）校长。傅斯年任历史语言所所长二十三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70余种，在经费、设备、制度等方面都为历史语言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组织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殷墟甲骨发掘，其后先后发掘十五次，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傅斯年还将明清大库档案资料争取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进行专门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傅斯年在历史学研究方面，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摆脱故纸堆的束缚，同时注意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民国七年（1918年）夏，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与罗家伦、毛准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民国八年（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学运，回到书斋。民国八年（1919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后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负笈欧洲，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院，研究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民国十七年（1928年），傅斯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傅斯年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任主编。民国十八年（1929年）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傅斯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史”。其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他参加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社，在《独立评论》周刊上发表的政论文章，拥蒋反共，但赞成抗日，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路线有所批评。 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0月出版了《东北史纲》一书，针对日本学者“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反动言论，从历史角度详细地论证了东北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史实，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民族主义价值观。此书后由李济翻译成英文，送交国际联盟。《东北史纲》一书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明确指出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公认之事实”起到了重要作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傅斯年赴重庆，连续四次当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主张抗战，抨击贪官污吏。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5月，傅斯年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当选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同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1月，傅斯年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在政治上，傅斯年要求严惩贪官污吏，整制政风，反对“中国走布尔什维克道路”；在学术上，信奉考证学派传统，主张纯客观科学研究，注重史料的发现与考订，发表过不少研究古代史的论文，并多次去安阳指导殷墟发掘。他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期间，延揽一流人才，作出不少成绩。 晚年傅斯年身体肥胖，患有高血压，医生嘱咐他少吃盐或不吃盐，并戒肉类荤腥。又查出患有胆结石。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台湾省议会答复教育行政质询时过度激动，讲完话时，大约是6时10分，傅斯年满含怨气地慢步走下讲坛。就在即将回到座位时，他突然脸色苍白，步履踉跄，坐在台下的陈雪屏见状，赶紧上前搀扶，傅只说了一句“不好！”便倒在陈雪屏怀中昏厥过去。离得较近的议员刘传来赶紧跑上前来，把傅斯年扶到列席人员的坐席上，让其躺下，顺便拿陈雪屏的皮包做了枕头。从此傅进入昏迷状态。“突患脑溢血逝世于议场”，享年54岁。李敖在《李敖有话说》中说：“有一个学生领袖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他不但不加入国民党，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党并不很合作的态度。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们要发挥这个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国民党吃掉，不被国民党同化……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不做国民党也不做共产党，他没有社会地位，很苦。”

顾颉刚

（1893.5.8-1980.12.25），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民国九年（1920年），顾颉刚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北京大学助教，中山大学、燕京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诚明文学院等校教授，北平研究院研究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研究员、院士，《文史》杂志社总编辑，大中国图书局编辑所长兼总经理。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顾颉刚是中国“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建国后，从事古史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负责校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著作有：《古史辨》《汉代学术史略》《两汉州制考》《郑樵传》等，与人合著《三皇考》《中国疆域沿革史》《中国历史地图》等。1980年12月25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

民国二年（1913年），顾颉刚入北京大学预科，沉迷于戏剧，发现一个故事会因时、因地、因人而流迁变化。民国四年（1915年），顾颉刚因病回家，时年23岁，完成《清代著述考》二十册，对清代学术有较深领会。民国五年（1916年），转北大本科，读哲学。民国七年（1918年）北大教授刘半农等人发起征集歌谣运动，征集各地民歌，并按日在《北大日刊》上发表一二首。此事引起顾颉刚的兴趣，时值夫人病逝，他回家闲居，心情郁闷，无法着手古史研究，于是便搜集起歌谣来。先在家中搜集，逐渐向邻居亲友搜集，一二年间竟搜到歌谣数百首，并其他方言、谜语、谚语、唱本、风俗、宗教等资料若干。民国八年（1919年）5月，顾颉刚续弦，他写了一篇《一个“全金六礼”的总礼单》的民俗文章。至此他开始考虑民俗学、民间文艺的一些问题，发现歌谣也和小说戏剧的故事一样，会随时随地变化。民国十二年（1923年）底，顾颉刚离开商务印书馆、回北大研究所，担任《歌谣》周刊编辑，专心从事民俗学、民间文艺研究，成为《歌谣》周刊的主要撰稿人。曾先后发表《郑樵对于诗词与故事的见解》《东岳庙的七十二句》《两个出殡的导子帐》《各种方言标音实例（苏州音）》等文章。民国十三年（1924年），《吴歌甲集》在《歌谣》周刊连载，反响很大。同年底发表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惊动了中外学术界，一时应者蜂起，提供资料、书信讨论纷至沓来。民国十四年（1925年）4月，顾颉刚等人到北京西郊妙峰山进行社会民俗调查，后发表《妙峰山的香气》等文章。“五卅”惨案后，顾颉刚为《京极》主编《救国特刊》。9月，撰《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开头》。民国十八年（1929年）5月，顾颉刚到北京，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又兼在北大上课，主编《燕京学报》。自到燕大后，顾颉刚专心于古史研究，决定对旧系统的古史作出清理，先后撰写了大批论文，如《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论易系辞传中现象制器的故事》《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洪水之传说及治水之传说》等。治史过程中，顾颉刚曾以很大的精力研究《尚书》，发现其中《禹贡》等部分牵涉问题很多，必须进行全面的历史地理研究，才能搞清有关问题。这样，顾颉刚于1933年在北大和燕大开设了“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参加燕京大学教职员学生抗日会，成立“三户书社”（后改为通信读物编刊社）。接着，发表《鸣凤记中的吴歌》《明俗曲琵琶调》《王恩任拟歌谣》《北平说书分类》《滦州影戏》《孟姜女故事材料目录》等文章，又点校冯梦龙《山歌》等。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初与谭其骧等人筹备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制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为挽救民族危亡致力于边疆和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禹贡》刊物成为当时中国历史地理、边疆和民族史研究的总汇，培养了一代历史地理学人才，并创立了中国的历史地理这门学科。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顾颉刚赴西北工作。9月，任甘肃“老百姓社”社长。编印《老百姓》旬刊。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春，顾颉刚曾先后赴临洮、渭源、康乐、岷县等地考察。10月，顾颉刚到昆明，任云南大学文史教授，在《益世报》上辟办《边疆》周刊。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秋，顾颉刚到成都，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先后到郫县、双流、新津等地考察。同年，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开启了输血论的先河，提出“汉人是许多民族混合起来的，他不是一个民族”。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3月，创办《责善》半月刊，陆续发表《虞幕》《乘龙》《丽江禹迹》等《浪口村随笔》中的一些篇章。4月，被聘为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委员。民国三十年（1941年）春，赴重庆主编《文史杂志》。5月，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8月，任中央中文系和历史系教授兼出版部主任。冬，迁北碚，任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社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教授等职。1949年5月26日，上海全部解放，时顾颉刚居于上海，任大中国图书局总经理。作为往时的著名学者，顾颉刚关注着新政权重建新秩序的一举一动。如6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听陈市长毅讲话，态度极好，知反共者直是多事，我辈为国民党蒙蔽处太多矣”。 [16] 6月，上海解放不久，山东大学即请顾颉刚前往任教。8月7日他收到被山大聘为文学院长的信函。1950年5到6月间，顾颉刚作《顾颉刚自传》中有“我的治学计划”一节，计划撰述到《古史四考》（《帝系考》《王制考》《道统考》《经学考》）、整理翻译古籍、编辑《中国民族史料》。 [25] 8月，经由上海市市长陈毅、山东大学历史系文学院院长赵纪彬、文管会主任李亚农等人的过问、举荐与帮助，顾颉刚被聘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 [21] 1950年岁末的日记中，他列出自己研究计划中“理想的成就”，以“晚成堂全集”命名，分研究论文、专著、杂类三大部分以及“古史汇函”，其中研究论文分民族史、疆域史、思想史、学术史、社会史、其他共六部分，专著达50余部，杂类分11种，“古史汇函”17种。1951年8月，复旦大学聘顾颉刚任教。1952年的院系调整，顾颉刚被分派至复旦大学。1952年1月成立的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顾颉刚名列其中并当选“上海分会”的17名理事之一。 [28] 1953年，北京方面有意请顾颉刚赴京的消息渐次传来。10月份，中国科学院开始筹建上古史研究所和中古史研究所，顾颉刚很快得到消息，在该月7日的日记中记称：“诗铭（方诗铭）告予，北京中国科学院将添设古代史研究所与中古史研究所。中古史聘陈寅恪先生主之，古代史将招予。” 赴京的单位就此明确，具体的操作也随之实施。年底，“北京方面多次邀往。十二月三日，离沪。四日，抵京。为四联及大中国业务与各处接洽，并与中国科学院商到京工作事。十一日，中国科学院刘大年、尹达来访，邀任该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至此，顾颉刚最终赴京到任中国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1954年8月20日，顾颉刚启程离沪，赴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员。1955年，顾颉刚开始标点《史记》。1956年，加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57年，发表《息壤考》。1958年，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1959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发表《禹贡注释》。1962年，发表《〈尚书·大诰〉今译》。1963年，出版《史林杂识初编》，内含《蚩尤》《颛顼》等篇。1965年冬，顾颉刚因病到北京香山疗养院疗养（期间口述历史，后由何启君编成《中国史学入门》一书）。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史所劳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1971年开始，担任“廿四史”和《清史稿》的总校工作，1977年完成，先后由中华书局出版。点校“二十四史”是建国以后按照毛泽东主席的要求开始启动的。在1967年时，戚本禹曾插手此事，而且要一年内完成整个“二十四史”的点校出版工作。于是，中华书局又重新启动“二十四史”点校工作。那时比较“左”，有批帝王将相的政治任务，他们另定了一些凡例，甚至认为标点都有阶级性。要用标点为武器，批判帝王将相。这就把学术工作搞乱了。尽管不到半年就结束了，时间很短，但对“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破坏性极大。70年代点校“二十四史”工作重又进行。1971年周恩来总理指示“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1971年4月7日，顾颉刚表示接受任务。这样中华书局重新开始做这项工作。当时“四人帮”在台上，认为这个工作光由北京来做不合适。于是将《宋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五部交给上海点校。由上海人民出版社负责其事，仍以中华书局的名义出版。1978年春，“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由中华书局全部出齐，共计3758卷、3800万字，单行本分订299册,历时20年。1980年12月25日，因脑溢血于北京逝世。其“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打破了史学界长期以来信奉圣贤、以经典所载的圣贤之言行作为研究标准的局面，启迪了人们的心智，解放了思想，进而推动了中国古史研究的进步。在顾颉刚及古史辨派的推动下，古史界对古书的研究、古书著作年代的考订、古代民族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古史传说的研究，均取得了很大成绩。自从顾颉刚提出尧、舜、禹等古史传说中的帝王有神性的问题以后，史学界便开始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并引发了学者们对古代宗教和神话的研究，如杨宽、童书业等对古史传说的探索，郭沫若、闻一多对古代宗教和神话的专门研究。他们的研究廓清了有关古史的荒谬传说，区别了古代神话传说与真正的古史，促使多数学者把“三皇五帝”归入了史前史的范围。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量的考古发现一再证明中国的文明起源不限于黄河流域，由此可见，顾颉刚在“层累说”基础上提出的“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等理论是富有创见的。北京大学国学院院长袁行霈：“顾颉刚生前200册读书笔记记载着他的学术历程、学术遗产和治学精神，值得史学界认真继承，同时也值得从事古代文学和古代哲学的研究人士认真继承。” [32]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顾颉刚是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的大师，终生治学，孜孜不倦，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他在古史研究、古文献研究、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等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国内外学术影响巨大。《顾颉刚全集》的出版对中国古史学、古文献学、历史地理学、民俗学以及近现代学术史都将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极高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

李方桂

（1902.8.20-1987.8.21），语言学家。1902年8月20日生于广州，1987年8月21日卒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享年八十五岁。先后在密执安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读语言学，是中国在国外专修语言学的第一个人。为国际语言学界公认之美洲印第安语、汉语、藏语、侗台语之权威学者，并精通古代德语、法语、古拉丁语、希腊文、梵文、哥特文、古波斯文、古英文、古保加利亚文等，著有《龙州土语》《武鸣土语》《水话研究》《比较台语手册》《古代西藏碑文研究》等，及论文近百篇，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之誉。1921年考入清华学堂医学预科。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清华大学）高等科，同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医科，改读语言学系。在萨丕尔的指导之下研究印第安语，进行实地调查。1927年获芝加哥大学语言研究所语言学硕士。1928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其论文题目为《马朵尔——一种阿塔巴斯堪语》，在1930年出版。曾调查印第安人四五种语言，贡献至巨。1929年回国后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从此以后，他从事田野调查，描写侗台语系的许多语言（壮族的龙州话和武鸣话），同时也对上古汉语和古藏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遍历中国南方，进行汉语、傣语、壮语、藏语、及泰国泰语之研究。参与翻译《中国音韵学研究》。1939年，李氏回国，此时史语所已迁往昆明，赵元任在昆明小住不久，即再度赴美到耶鲁大学接替了李方桂留下的空缺职位。但中研院史语所语言组主任一职出缺，傅斯年随即希望请李方桂出任所长，李方桂道：“在我看来，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人员是二等，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随机回答：“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1949年赴美，历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东亚语言系教授，夏威夷大学语言系教授，致力研究印第安语言，具有国际学术影响。1950年当选美国语言学会副会长，曾回台湾讲学，参加“中研院”院士会议，调查台湾邵语、阿美语。 1971年发表《上古音研究》—文。1972年获密歇根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同年退休。1973年回台“中研院”史语所工作，曾为台大客座教授，《中国语言学报》副主编。1976年香港中文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77年发表了台语比较手册，是他40多年的研究成果的结晶。1980年担任台湾“国际汉学会议”秘书长。1985年获泰国国立朱拉隆功大学荣誉奖牌。1987年8月21日卒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其学术成就如下：

第一，1934年他发表《原始台语中带喉塞音声母的假设》，原文是英文《The Hypothesis of a Preglottalized Series of Consonants in Primitive Tai》。李先生给古台语拟测了一套带喉塞音的声母：*ʔb、*ʔd、*ʔj,这套声母跟喉塞音一样对于声调有同样的影响，在许多方言里都变成b、d, 但是却读阴调。这就使得古台语有四套同部位的塞音：*p、*ph、*b、*ʔb。第二，在1954年李先生发表“Consonant Cluster in Tai”(《台语中的复辅音》)一文，在普通的pl-、phl-、phr-以外又拟测了*tr-、*tl-、*thl-、*thr-等复声母。当时这只是推测，有些学者不以为然，想不到后来的田野调查竟发现现存在泰国东北部的Saek语中就有tr-、tl-、thr-等复声母的存在。第三，在1962年他发表了《台语系声母和声调的关系》，根据台语各方言间声母和声调的关系，推定古台语的声调分成清浊两类，而且从四声演变为后来的八调。这是推翻马伯乐台语声母分三类的旧说。第四，在1970年，他写了“Some Tonal Irregularities in the Tai Languages”(台语中声调的不规则演变)，从声调不规则的演变推断台语中也有四声别义、清浊别义的现象，这一个发现非常重要，对于汉语和台语是否有亲属关系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晚年李先生发表了《比较台语手册》（《A Handbook，of Comparative Tai》，1977）构拟了原始台语的声调系统、辅音系统和元音系统,观点明确，例证丰富，说服力强。这是李方桂40多年来深入调查、参证对比、反复构思、形成理论的结晶。这部著作对侗台语族语言的历史比较工作和培养更好更多的侗台语言研究人才，起重大的推动作用。1931年发表了《切韵的来源》，提出高本汉所拟《切韵》是从上古音?#91;变来的。1932年又发表《中古东屋冬沃的上古音》，他认为中古的东、屋、冬、沃是从上古的uong、uonk、iuong、iuok变来的。1971年发表了《上古音研究》，这篇文章提出了新的上古音系统。在藏语研究方面，他在1933年发表《藏文的前缀音对词根声母的某些影响》，1955年发表了《唐蕃会盟碑的研究》，这篇文章复原了碑文残字，考证的问题有100 多条与前人不同，在碑文的汉藏对音部分，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论文是1963年发表的《敦煌汉藏词汇》，这是他对敦煌发现的一卷《藏汉词汇》的研究，并按照藏文字母的次序编出了索引。

赵元任

(1892.11.3-1982.2.25），语言学家。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现代著名学者、语言学家、音乐家。赵元任先后任教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哈佛大学、中国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美国夏威夷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后长期（1947-1963年）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并在伯克利退休 [6-7] 。赵元任先后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946年）、加州大学（1962年）、俄亥俄州立大学（1970年）荣誉博士学位，加州大学“教授研究讲师”（Faculty Research Lecturer，1967年），中国北京大学荣誉教授（1981年）。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先驱，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同时也是中国现代音乐学之先驱，“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之一。 [8] 赵元任在语言学方面的代表作有：《现代吴语的研究》《中国话的文法》《国语留声片课本》《季姬击鸡记》等。赵元任在音乐方面的代表作有：《教我如何不想她》《海韵》《厦门大学校歌》等。赵元任翻译的代表作有《爱丽丝梦游仙境》等。1914年，赵元任获理学士学位。1915年，赵元任入哈佛大学主修哲学并继续选修音乐。 191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赵元任在康乃尔大学物理系任教。1920年，赵元任在清华大学教授物理、数学和心理学课程。1920年冬天，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赵元任为其担任翻译。1921年6月1日，与杨步伟结婚。 1921年，赵元任夫妇到了美国，赵元任在哈佛大学任哲学和中文讲师并研究语言学。1925年，赵元任回清华大学教授数学、物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等课程。 [1] 他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起被称为清华“四大导师”。1938年~1939年，赵元任教学于夏威夷大学， [1] 在那里开设过中国音乐课程。1938年至1941年，教学于耶鲁大学。之后五年，又回哈佛任教 [1] 并参加哈佛、燕京字典的编辑工作。1945年，赵元任当选为美国语言学学会主席。1945年，赵元任被选为美国语言学会（LSA）会长。 1946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拍电报请赵元任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回电：“干不了。谢谢！”1947年，赵元任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教授中国语文和语言学。1948年，赵元任当选为中国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AAS）院士。1950年，加入了美国国籍。1952年，荣任阿加细（Aggasiz）基金会东方语和语文学教授。1959年，赵元任曾到台湾大学讲学。1960年，当选为美国东方学会（AOS）会长。1962年，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退休，仍担任加州大学离职教授。1973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刚起步，赵元任夫妇就偕外孙女昭波和女婿迈克回国探亲。5月13日晚至14日凌晨，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周总理还跟赵元任谈到文字改革和赵元任致力研究的《通字方案》。在座的还有郭沫若、刘西尧、吴有训、竺可桢、黎锦熙等诸友。1981年，丧妻不久的赵元任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之邀，偕长女赵如兰、女婿卞学磺、四女赵小中再次回国探亲，受到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的热情接见，并接受了北京大学授予的名誉教授称号。1982年2月24日，赵元任逝世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享年90岁。

李济

（1896.7.12-1979.8.1），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民国七年（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堂，随即被派往美国留学。曾在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专业，民国九年（1920年）入哈佛大学转入人类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民国十三年（1924年）开始从事田野考古，赴河南新郑对春秋铜器出土地点进行调查清理。民国十五年（1926年）发掘的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为中国学者第一次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其对殷墟的发掘则奠定了中国考古学在世界考古学界的地位。李济曾任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1949年以后任台湾大学教授，创办了考古人类学系，为中国现代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学术上的主要成就，是以殷墟发掘资料为中心，进行专题和综合研究，其中花费精力最大的是对殷墟陶器和青铜器的系统研究。著有《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在与他人合著的《古器物研究专刊》第1—5本中，对殷墟发掘所获170件青铜容器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其他论著中文的有《西阴村史前遗存》《李济考古学论文集》等，英文的有《中国民族的起源》《安阳》等。1907年，随父李权来到北京；1911年，入清华学堂。 在学期间他和同学发起成立“新少年会”相与倡导砒砺品行和学业，此会后更名“仁友会”，以“改良社会，振兴国家”为主旨。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后前往美国留学，就读麻省克拉克大学，学习攻读心理学和社会学硕士学位。在此期间‚与徐志摩结识。又和同寓五人“订立激励爱国章程，每日举行朝会，晚上唱国歌”，其拳拳报国之心于此可见。一年后获心理学文学士学位。研究生阶段，试图从社会学，尤其是经济与优生两方面去看人口问题。1920年获得硕士学位。1920年夏，进入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受民族学家罗兰·狄克森与体质人类学家恩斯特·虎顿指导。于1923年完成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从而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在完成论文后，还就进一步拓展该方面的研究，提出了颇具启发的意见。他认为运用人类学等新兴学科的方法，正展现出进行巨大科学探索的广阔天地。在中国这个研究领域，需要有考古学的调查、民族志的调查和人体测量学的调查。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是规模及其宏大的，需要有极大的匠心独运的心智来作出答案”。其中，中国文字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尤值得研究。1923年夏，李济学成归国‚应聘为南开大学人类学、社会学教授。次年任南开大学文科主任。回国之初，李济的科研重点仍集中在人类学尤其是体质人类学方面。1924年10月，他在丁文江资助下‚赴河南新郑一处青铜器出土遗址作实地考察‚并对那里获得的一些人骨作了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写成《新郑的骨》一文。嗣后又在中国科学社和南开大学的资助下，专程赴湖北各地进行居民体质调查‚对包括学生、工人、警察、犯人等人群在内的一千人作了人体测量，发现鄂西北较鄂东南居民的身长普遍要高些，试图从中找到湖北居民历史上的迁徙源流和构成痕迹。但不久，其工作重心就开始转向田野考古。1928年，李济受聘回到母校清华，在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做人类学讲师，与著名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学术大师同执教鞭。10月，中央研究院成立后，李济受傅斯年邀请，加入史语所考古组阵营，从此开启了考古人生。历史语言研宄所在广州创立时，李济正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陈列馆商谈合作事宜，傅斯年以考古主任非先生莫属，驰电相邀。李济同意就聘，随后与董作宾亲赴安阳，掘得大宗龟甲、兽骨、陶器铜器。1929年初，应聘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李济认为，殷商青铜文化的来源问题十分复杂，有赖于殷墟发掘与史前资料的陆续发现，需要广泛的田野考古与深入的比较研究。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传播东北非中国领土的谗言，李济义愤填膺。他认为，史前时代的东北在民族文化上即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并为傅斯年的《东北史纲》作成英文节要，斥日人谬说，正天下视听。1945年，担任中央历史博物馆首任馆长。1946年春，中央研究院返回南京，李济以专家身份奉命参加中国驻日代表团，赴日本务京、京都、大阪等地，调查、接收战时日本军民劫掠中国的书画、古器物及一切与文化有关的古物。李济先后调查了东京帝国大学考古学研宄室、京都帝国大学考古陈列馆、东方文化研宄所和白鹤美术馆等公立藏处，还有住友氏、藤井善助氏、守屋氏、三合定治郎氏与黒川福三郎氏等私人藏所，使许多重器得以回归故土。1949年与学生夏鼐相约，一去台湾，一留大陆，继续为保护国宝、做考古研究奋斗。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同年底迁居台湾。后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暨故宫博物院迁台，李济主持督运，终使文物得以安然运台。并于隔年创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1953年秋，李济率团赴菲律宾参加第八届太平洋科学会议与第四届远东史前会议。1954年秋，接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赴墨西哥大学讲学。1979年8月1日，因心脏病去世。

李光谟

其子李光谟，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研究所资深翻译家，著名考古学家李济之子。他是新中国第一批成果丰硕的高水平资深专业外文工作者，主要从事俄文、德文翻译工作1949年2月，李光谟离开台湾准备回上海继续学业。李光谟在基隆港上了船，父亲李济并没有到码头相送。只有李光谟母亲，还有后来过继给李济家的弟弟来基隆码头相送。当时心想就是离开一下，等到暑假就会回来。恐怕那个时候，李济也抱着同儿子一样的想法，战争一结束，就意味着家人告别分离，否则他不会不送儿子一程。李光谟到上海后，不仅担任了学生会的负责人，而且加入了宋庆龄支持的人民保安队，和市民一起默默等待上海的解放。李济的名字在大陆消失了一段时间之后，忽然在1959年被抛出来接受批判。受李济培养的诸多弟子们以《考古》杂志为阵地，对李济发起了断绝师生关系的猛烈“围剿”。当年，李光谟在复杂的心态下，还收藏了一期《考古》杂志，那一期的杂志登载的全部是批判李济的文章。一个考古学家的学术选择，被冠以政治立场错误的大帽子。而李济则从学术的角度，对大陆学者的考古发掘报告给予了严厉批评，学术报告对发掘地、器物、尺寸等按常规必须公布的内容都“秘而不宣”，却充满了政治口号，批判语言，空洞无物。2013年12月7日凌晨，李光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12月13日上午9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研究所资深翻译家、著名考古学家李济之子李光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兰厅”举行。

梁思永

(1904.11.13-1954.4.2)，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梁启超次子，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民国十二年（1923年），梁思永自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赴美留学，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民国十八年（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平协和医院病逝，当时梁思永仍在美读书。12月，梁思永在美国完成了他的另一篇力作《远东考古学上的若干问题》。 此文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载于《美国人类学家》杂志上。梁思永在这篇文章中将亚洲东部地区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分为南西伯利亚群、华北群和印度群，指出它们之间的异同及有待解决的间题，认为没有必要照搬西欧的考古方式，如果东亚有新的文化顺序，也不足为奇。他的预言后来被考古发现所证实。关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他将其分为中国和蒙古的北方群、印度支那的南方群和日本与朝鲜的外围群，并指出它们的特征与有待解决的问题。梁思永在文中着重提出了研究方法的间题，一个是叠压地层的问题，第二是分区研究的必要性。前者在后来研究后冈遗址时用于揭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及殷商文化的文化顺序，后者应用于分区研究龙山文化。这篇文章是中国近代考古研究工作者对以上研究方法的最早的论述。也是中国考古工作者对大范围内进行对比研究的第一篇论著。民国十九年（1930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梁思永对中国田野考古走上科学的轨道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先后主持和参加新石器时代的昂昂溪遗址、城子崖遗址和两城镇遗址，安阳殷墟和侯家庄商王陵区，以及后冈遗址等重要发掘。民国二十年（1931年）4月16日至5月12日，梁思永、吴金鼎、尹达对后冈进行了第一次发掘，由于受当地局势的影响，挖掘工作被迫停止。随着殷墟的第五次发掘，同年11月10日至12月4日，对后冈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这两次发掘共开探坑45个，面积共601平方米。 [5] 秋，梁思永参加山东历城（今济南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工作，接着又回到后冈继续春季的未了工作。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初至12月底，第十次发掘在候家庄西北冈挖掘大小墓葬36座。3月15日至6月15日，第十一次发掘在候家庄西北冈挖掘大小墓葬400多座，获得不少殉葬品。同年，他主笔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出版，这是中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9月5日至12月16日，第十二次发掘掘墓百余座。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9月至12月，第十四次发掘在小屯村得字甲2片和一些铜器、玉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思永跟随史语所撤退到长沙，后经桂林入昆明，最后到达四川李庄。这时已经患上严重肺结核的梁思永，拖着病体，对侯家庄的发掘记录作了初步整理工作，并完成了发掘报告的初稿。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梁思永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中，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该成果一直影响到目前对龙山文化类型的进一步划分。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获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50年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在病床上主持日常工作，为该所的建立和考古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被誉为“中国接受西方正规考古学训练之第一人”。1954年4月2日经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50岁。梁思永通过后冈遗址的发掘第一次从地层学上判定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通过挖掘侯家庄商王陵区揭示出商代奴隶社会阶级压迫的残酷状况。他最早对龙山文化作综合性论述，通过对龙山文化的面貌和特征的初步概括，预见到该文化将能划分为不同的区域类型，并探讨了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密切关系。

郭沫若

（1892.11.16-1978.6.12），文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1911年清帝退位后，回乡组织民团响应辛亥革命。1913年春，考入成都四川官立高等学堂理科，但并未就学；夏，被天津军医学校录取，未就学；年底，决定东渡日本留学。1920年，与田汉、宗白华的通信辑《三叶集》出版；同年，完成译作歌德《浮士德》第一部，因译稿被老鼠咬毁未能出版。1921年6月，与成仿吾、郁达夫等人一同创立上海文学学社“创造社”；8月，第一本新诗集《女神》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该作品洋溢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1924年春，赴日本，在福冈翻译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屠格涅夫长篇小说《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系统了解，从此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冬，归国调查江苏、浙江军阀战祸；同年，完成历史剧《王昭君》 。1925年，历史剧《聂嫈》、论著《文学论集》、组诗《瓶》发表。1926年—1927年，任国立第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 。1926年3月，赴广州应邀就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结识了一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7月，随国民革命军北伐，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副主任。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撰写散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了蒋介石“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行径，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影响，但因此受到通缉；8月1日，参加八一南昌起义，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创作自传《我的幼年》《反正前后》、论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其中，作者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确认殷代是氏族社会的末梢，西周是发展到奴隶制度的社会；同年，翻译辛克莱长篇小说《屠场》、德国米海里斯《美术考古发现史》。1932年，完成论著《金文丛考》《创造十年》。1933年，完成论著《卜辞通篡》《金文余释之余》《古代铭刻汇考》，其中，《卜辞通纂》是综合性的关于甲骨文字的作品。1936年，完成历史小品集《豕碲》，译日本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德国席勒《华伦斯太》。1937年，完成论著《殷契粹编》《创造十年续编》；7月，抗日战争爆发，归国参加抗战，在上海主办《救亡日报》，组织文化宣传队、战地服务团赴前线劳军；11月27日，因上海失守而离开上海，到香港、广州活动。1942年1月，完成历史剧《屈原》；2月，完成五幕历史剧《虎符》，该作品借“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塑造了主持公道、维护正义的反侵略志士——信陵君；同年，完成历史剧《高渐离》《孔雀胆》与译著歌德《赫曼与窦绿苔》；同年，创办群益出版社并主编学术刊物《中原》。1949年3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布拉格会议；建国前夕，当选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10月19日，任中国科学院院长。1950年3月，当选中国民间文艺究研会理事长；5月，任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8月，率中国代表团访问朝鲜；11月，出席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1951年2月，出席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11月，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12月，获前苏联“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1952年2月，论著《奴隶制时代》出版，该作品确定奴隶制社会下限在春秋、战国之交；同月，任中央考古训练班主任、匈牙利科学院院士、保加利亚科学院名誉院士；3月，出席在奥斯陆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会议；7月，出席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10月，参加与宋庆龄、彭真等发起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11月，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1958年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1959年2月，完成历史剧《蔡文姬》，该作品一反历来把曹操固定成为白脸的奸臣形象，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位政治家的形象，写出了他重才举贤、治国韬略，对民族的历史发展的贡献。1966年6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1968年，组织中国科学院考古工作者发掘河北满城汉墓。1969年，完成论著《李白与杜甫》；同年，当选第九届中共中央委员1973年，论著《出土文物二三事》出版。1977年，诗集《沫若诗词选》出版。1978年春，抱病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当选第四届文联主席；同年，文集《沫若剧作选》出版；6月12日，因患大叶性肺炎长期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遵照生前意愿，遗体供医学解剖后火化，骨灰作为肥料撒在大寨肥田。

郭沫若的父亲为郭朝沛，母亲杜遨贞。1912年正月十五上元节，郭沫若奉父母之命，与一个没有读过书的旧式女子张琼华（1890—1980）草草完婚，由于郭沫若对封建婚姻制度不满，婚后第五天便离家出走，赴成都读书，但两人没有离异。直到1939年，郭沫若还乡，向张琼华鞠躬表示道歉。张琼华在郭沫若家空守68年，无子女。1916年8月，与东京圣路迦医院护士佐藤富子（1893—1994）相遇并相爱，为其取名安娜，佐藤富子为此断绝了与父母的关系；年底，赴东京接安娜到冈山同居。1916—1937年，与安娜共同生活21年，共同度过了郭沫若在日本的最困难时期。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告别了安娜。1937—1949年，安娜一个人在日本顶着政治和生活的双重压力抚养孩子。

郭沫若汲取了西方自古典人道主义至柏格森、弗洛伊德等纷繁的现代生命哲学的精髓，以律合自然界奔腾不息的生命流动的进取之道，从涵养一个圆满的自我人格开始，热切地呼唤着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秩序的到来。从《日出》等作品中，都可以体会到一种奔腾不息的力量，无论是喷薄而出的新生的太阳、如烈火一样燃烧的天狗、涅槃的凤凰，还是大都会的脉搏、无限光海中孕育的生命的情调等等，无不洋溢着强有力的生命冲动，燃烧着生命之火。可以说郭沫若的创作就是一部部由作者的自我冲动向外扩张以唤醒宇宙万物生之律动灵之共鸣的生命交响曲。主体精神的无限扩张，使自我超越于自然之上，成为无限的存在，宇宙不朽，人的主体精神在向宇宙的无限伸展中必然导致人的不朽，他的作品洋溢着的对力、生命力、创造力的崇拜和赞美，向读者展示了郭沫若对人生对社会对自然的认识和理解，他用生命现象所显示的生命冲动和新陈代谢的自然法则，来否定现存的不合理秩序和制度，用对完美的人生理想的追求来表达对生命发展进化的追求。

郭沫若张扬个性的浪漫主义激情一开始也就同民族生存的焦虑纠结在一起。但他这种明显带有个性主义色彩的热烈追求，不可避免地要导引到一种悲剧情境中去，也可看出以个性解放为主体的个性主义哲学思潮的局限性。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南冠草》等作品，是在“重新认识与研究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文化思潮里应运而生。他抱着强烈的现实功利目的所谓“先欲制今而后借鉴于古”，宣扬一个真正的“人”在战乱的年代里的追求与生命价值观，即当体现历史必然要求的社会理想与这个要求不可能实现的现实黑暗势力发生冲突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这样个体的肉体生命虽然消失，但他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大丈夫气概与崇高的人格却可以与天地并存。这正是郭沫若笔下英雄性格的特质，也是他的作品中悲剧主人公理想的生命归宿和自我道德的最高实现。郭沫若的作品在对现实的抨击中表现出现实主义精神，贯穿着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历史的深沉思考，融入了冷静成熟的睿智和对历史反思的沉蕴。

董作宾

（1895.3.20-1963.11.23），甲骨学家、古史学家。甲骨学家、古史学家、“甲骨四堂”之一。在甲骨学、年代学、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领域均有很深的造诣。民国十二年（1923年），董作宾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读研究生。民国十四年（1925年）到十六年（1927年），先后在福建协和大学、河南中州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民国十七年（1928年）到三十五年（1946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到次年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1949年以后兼任台湾大学教授，1956年-1958年任香港大学、崇基书院、新亚书院和珠海书院研究员或教授。1963年病逝于台湾。董作宾的学术论文共计约200篇，内签除甲骨学外，涉及商朝历史的许多方面。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至二十三年（1934年）曾8次主持或参加殷墟的发掘，随后专门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主编的《殷虚文字甲编》和《殷虚文字乙编》二书，共选录抗日战争以前1至15次殷墟发掘出土的有字甲骨13047片。民国二十年（1931年）在《大龟四版考释》一文中，首先提出由“贞人”可以推断甲骨文的时代。之后又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全面地论证甲骨断代学说；并将殷墟出土的甲骨又划分为5个时期。从而使甲骨文研究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他还根据甲骨资料，探讨殷代年历之学，著有《殷历宏》。民国十二年（1923年），董作宾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王国维成为董作宾“远程指导导师”通过书信交流进行指导。王国维侧重古文字背后的社会历史，透过古文字考证殷商时期的社会历史形态，对殷商社会历史重视直接影响了董作宾对甲骨文契刻手法的关注，摹写甲骨文时尤其注意与原甲骨文面貌的对比。我们今天观董作宾甲骨文书作法扑面而来的殷商卜辞雅趣，实际上来自于董作宾对卜手刻字的契刻动作还原，这一选择与王国维注重研究殷商文字背后社会历史形态有关，使董作宾关注到甲骨卜辞的契刻手法。 期间，他不但加入考古学会，与顾颉刚、马衡等共同参与清宫文物点查等活动，更编校《歌谣周刊》，于早期民俗调查活动着力甚多。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董作宾发表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更加全面系统地论证甲骨文的分期，参照甲骨文的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法，将殷墟出土甲骨分为五期：盘庚、武丁时期；祖庚、祖甲时期；廪辛、康丁时期；武乙、文丁时期；帝乙、帝辛时期。董作宾喜爱选择殷商武丁时期的甲骨文风格进行甲骨文书法创作，一方面他认为武丁时期的风格是殷商时期甲骨文成熟的表现，高雅复古、方圆兼顾、胖瘦匀亭、或峭拔、或圆和、或宏大、或纤细、或婀娜，较其他各期甲骨文风格变化最为丰富；另一方面用现代审美标准来评判就是最具艺术气息的时期，囊括书法艺术内在多样性变化规律，同时也加深董作宾对甲骨文风格多样性认识。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董作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研究员，并在同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同年底，董作宾随中央研究院和自己相伴多年而不忍心分开的大批文物迁往台湾，并提任台湾大学中国古文和历史教授。为台大中文系讲授古文学，为历史系讲授殷商史。到台湾后，董作宾曾任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历史语言所所长、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研究员等。1950年7月，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创议创办学术界有影响的《大陆杂志》，董作宾任发行人（主持人）。同时担任《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主编。1950年12月，董作宾在傅斯年去世后接替他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兼任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博物馆清点古物委员、常务理事。1960年，董作宾帮助台湾大学中文系古文字研究室负责编纂《中国文字》，兼任马来西亚大学校外考试委员、台湾孔孟学会监督事，该年发表《最近十年之甲骨学》。1961年，67岁的董作宾发表《续甲骨年表》，分纪年、记事、撰著，按时间的顺序记载了甲骨文的发现、发掘、流传和研究的情况。 1962年，董作宾身体状况不佳，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绞痛、心肌梗塞等病。1963年3月20日，亲友、同仁和学生们如李孝定、严一萍等为他举行69岁华诞，不幸当夜心脏病复发，进台湾大学医院，此后卧病不起，昏迷不醒，11月23日在台北过世，享年69岁。葬于南港中央研究院高山之阳“南港学人山”（胡适公园）墓地，与胡适墓为邻。

许倬云

其弟子许倬云，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等职，1970年赴美，任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校聘教授。1986年当选为美国人文学社荣誉会士。九十年代以来，许倬云先后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夏威夷大学讲座教授、杜克大学讲座教授、匹兹堡大学历史系退休名誉教授等职。1980年当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曾说：”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跟台大那些老先生们有着很大的关系。在台大，考古学我是跟李济先生学的，跟李宗侗（玄伯）先生学了古代社会，董彦堂（作宾）先生教的是商周的甲骨文……当时我跟这些老师的联系相当密切，不单单可以在课堂上承教，还可以到他们的研究室随时请教。有些老先生不愿意出门的，就让我到他们家去讨论问题。因为我走路不太方便，李宗侗先生就找个三轮让人把我推过去，他讲古代社会不是讲中国古代社会，而是把希腊罗马的古代社会和中国古代社会串通在一起讲，师生俩一起上课，更没有上下课的概念。我跟董作宾先生读书，一对一，也没有上下课的概念，老先生不知道什么是下课时间，一讲一个下午，饿了，买几个包子，一人一半。到了他讲不来的课，他就找朋友来教我，这些大概都是现代的大学生很难碰到的吧。“

梁思成

（1901.4.20-1972.1.9），建筑学家。1915年，入北平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1924年，和林徽因一起赴美国费城宾州大学建筑系学习，1927年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又去哈佛大学学习建筑史，研究中国古代建筑（肄业）。1928年3月21日，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加拿大渥太华的中国总领事馆举行婚礼。之后赴欧洲参观古建筑，8月18日回国后，在沈阳东北大学任教，创立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建筑学系。1929年8月，林徽因从东北回到北平（今北京市），在协和医院生下女儿，取名梁再冰，意为纪念已故父亲梁启超“饮冰室”书房雅号。在1932年，主持了故宫文渊阁的修复工程。同年，著成《清式营造则例》手稿。从1937年起，和林徽因等人先后踏遍中国十五省二百多个县，测绘和拍摄二千多件唐、宋、辽、金、元、明、清各代保留下来的古建筑遗物，包括天津蓟县辽代建筑独乐寺观音阁、宝坻辽代建筑广济寺、河北正定辽代建筑隆兴寺、山西辽代应县木塔、大同辽代寺庙群华严寺和善化寺、河北赵州隋朝建造的安济桥等。这些重大考察结果，写成文章在国外发表，引起国际上对这些文物的重视，为梁思成日后注释《营造法式》和编写《中国建筑史》，准备良好的基础。1944至1945年，梁思成任教育部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副主任。1946年，梁思成赴美国讲学，受聘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并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建筑师。因他在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同年，梁思成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1948年，在平津战役前，梁思成绘制了《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使北平古迹避免受到炮击，很好地保护了北京的文物和古城墙。1950年初，梁思成与都市计划委员会的陈占祥一起向政府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规划方案——《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主张保护北京古建筑和城墙，建议在西郊建新北京，保护旧北京城，不在旧城建高层建筑，但建议没有被采纳。之后他多次上书，挽救了北海的团城。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蔓延。梁思成因提倡以传统形式保护北京古城而多次遭到批判。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担任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毁于一旦，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之后，在文化部举办的文物界知名人士欧美同学聚餐会上，林徽因也与吴晗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 1962年，在林徽因病逝七年之后，梁思成娶了比自己小27岁的林洙（程应铨前妻）。文化大革命中，梁思成被当作“复古”典型批判并抄家，所收藏的全部图书资料被没收。1972年1月9日，梁思成病逝于北京。

其设计作品：王国维纪念碑、梁启超墓、任弼时墓、林徽因墓、鉴真和尚纪念堂、山东师范大学文化楼、1号楼、2号楼、哈尔滨工程大学部分楼；华东革命烈士陵园、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人民英雄纪念碑、吉林省立大学礼堂和图书馆等等。1988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发证书，表彰梁思成教授和他所领导的集体在“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及文物建筑保护”的研究中做出的重要贡献，被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授予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王世杰

（1891.3.10-1981.4.21），法学家。曾任国民政府委员。积极执行亲美英、反苏反共政策，积极支持蒋介石的卖国内战方针。著名的法学家，民国时期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后来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外交部长，赴台后是“总统府”秘书长，《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起人之一。1913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后转入巴黎大学攻读法律。为上海《时事丛报》和北京《晨报》撰写特约通讯。并为《东方杂志》撰文， 宣传资产阶级法学观念。1920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回国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系主任、北大教务长等职。1924年与周鲠生等，在北京创办《现代评论》杂志。同时联名提出“联省自治论”， 主张中国实行联区分治， 自制宪法，实行民主，对反对当时北洋军阀专制起了一定作用。1926年冬与周梗生到武汉，企图与武汉国民政府合作，未获信任。1927年转赴南京，后任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起草制定《反革命治罪法》、《劳资争议处理法》等， 为维护国民党反动统治效力。同年12 月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1928年被南京政府派往国外，任海牙公断院公断员。1929年5 月担任武汉大学校长。1932年上海一· 二八淞沪抗战开始时，主张依赖国际联盟解决问题，支持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此后历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 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 兼整理内外债委员会委员等职， 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兼政治部指导委员。1945 年秋任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随宋子文赴苏联谈判。10月作为国民党代表之一， 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代表举行重庆谈判， 极力否认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合法地位。1946 年1 月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 并对各民主党派进行分裂活动。他执行亲美英、反苏反共政策，积极支持蒋介石的卖国内战方针。曾任出席第二、三届联合国大会的首席代表。被选为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

武汉大学法学院官网：王世杰一生涉猎政治、教育、文化、艺术和法学等多种学科，历任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教育部长、宣传部长、外交部长，台湾“总统府”秘书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但他留下遗嘱，死后墓碑上只镌刻“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先生之墓”。作为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王世杰虽然在武汉大学任职仅4年时间，但他的一生与武汉大学紧密相连，难舍难分。1917年获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学士，1920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1920年冬，王世杰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之聘回国，任北大法学教授，后任法律系主任。其间，王世杰以渊博的法学知识和鲜明的教学风格，深得同事和学生欢迎。他还积极参加法学实践，1922年，与李大钊等人组织发起民权大同盟；次年，与周鲠生、王星拱、石瑛等人一起发起组建《现代评论》社，《现代评论》大力宣扬民主科学思想、针砭时弊、倡导新政，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1927年，王世杰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首任立法委员，同时担任法制局长，兼任海口国际仲裁所裁判官，其任期中国民政府颁布的众多法规，如当时谓之为“六法”的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物权、债编、亲属继承法等，均是王世杰邀集专家学者草拟、修订而成。在国立武汉大学工作期间，虽然行政事务繁忙，王世杰仍然坚持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学领域。他发表了若干篇论文，比如：《法律与命令》（《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2号，1930年6月）、《职业代表主义与经济立法》（《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4号，1930年10月》；出版了相关著作，比如：《比较宪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初版，后多次增版）、《现代政治思潮》（萨孟武著，王世杰校，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刑法详解》（王世杰、王宠惠编，南京法制局印行，1931年版）、《移民问题》（张梁任、王世杰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王世杰重视学术研究，推动创办学术期刊，他认为：“学术期刊可以看作一国文化的质量测验器。”1930年3月，《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国立武汉大学文史哲季刊》《国立武汉大学理科季刊》同时创刊，王世杰亲撰《创刊弁言》，指出：“同人之意，颇冀诸刊出版以后，不但本校同人能利用其篇幅以为相互讲学之资，即校外学者亦不惜以其学术文字，惠此诸刊，使成为全学术界之公共刊物。”武汉大学的系列学术期刊创办较早，思想开明，在学界产生了积极影响。在聘用教授上，王世杰的原则是要有学术成就，而无门户之见。所聘教授中，国民党员极少，不同学派不同政见者居多，包括带有浓厚“左”倾色彩的陶因、范寿康，允许他们讲授包括《资本论》在内的经济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王世杰认为：“一家大学能否至臻于第一流，端赖其文学院是否第一流。有了第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诸系，校风自然活泼……有了好的文学院，理工学生也会发展对于人文的高度兴趣，可以扩大精神视野及胸襟。”唯此，当年武大文学院人才盛极一时，有闻一多、陈源、朱光潜、叶圣陶、钱歌川、吴其昌、苏雪林、袁昌英等等。在教育学生方面，他注重“人格训练”，认为“人格的训练……至少应该与知识灌输占同等地位。”要求学生“好学、吃苦、守纪律。”“在课堂上、考试上，以及人品性格修养上……造成良好的学风。”他最喜欢给青年题的词是“择善固执”。他的教育思想对学校后来的人才培养产生了重要影响。武大校友对老校长非常尊敬，王世杰亦乐于与校友联系。从武汉到重庆，从乐山到台湾，王世杰时常应邀参加各种校友活动，为校友的成就而兴奋、为校友的困难而奔走，并与校友一同筹划武大在台湾的继续发展。武大诸多校友把王世杰奉为精神领袖，他们每年与老校长在校庆日聚会，多次为老校长庆贺生日，邀请老校长参加各种庆典和纪念活动；抗战时在重庆他多为学生证婚，到台北后多为学生之儿女证婚。对于有困难的校友，王世杰尽力予以扶助，比如资助苏雪林在法国的研究经费、到台湾的路费，并帮助其落实工作。2003年，武汉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王世杰塑像在樱顶揭幕。高大的银杏树下，老校长安静地注视着前方，一边是整个校园的核心殿堂——老图书馆，一边是他所从事专业——法学院的旧址。他以永恒的姿态回到故乡湖北，回到梦萦魂牵的武大，回到念念不忘的东湖。

王宠惠

（1881.10.10-1958.3.15），政治学家，法学家。王宠惠是近代中国第一张新式大学文凭的获得者，曾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代总理、国务总理，并为海牙国际法庭任职中国第一人。他是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政治家、外交家，曾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被聘为国立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宠惠一生中先后撰写了《宪法刍议》《宪法危言》等一系列的法学作品，探讨了中国宪政设计的原则和方针，其思想不仅奠定了中华民国的立宪基础，而且引领了近代中国的宪政风潮，被誉为近现代中国法学的奠基者之一。1912年华侨在荷属东印度爪哇岛泗水市举行街头集会，升旗庆祝中华民国成立，荷兰当局军警开枪打死华侨三人，伤十余人，百余人被捕，酿成轰动一时的“泗水事件”。王宠惠第三次致电北京，“事阅数日，连上数电，均未见复，殊深焦灼”，他愤慨的表示，“民国初立，岂尚忍如满清政府放弃责任，漠视侨民”，现在海内外函电纷驰，人心激昂，已臻极点，若无满意之交涉，恐激成他变，更难收拾”。在王宠惠屡发数电之后，袁世凯回电称“华侨遭厄，自必竭力拯救”。王宠惠在29日再度电告北京即将组阁的唐绍仪，以一法律人素养指出事件虽“偶因升旗而发生，但现下所亟应力争者，不在升旗问题，而以释人索偿，废除虐例为最要”。在中国外交的压力下，荷兰政府释放所有被捕者，同意惩凶赔偿，并保证对旅居荷属的华侨与荷兰人同等看待。民国政府一改满清弱国外交，取得了近代以来少有的外交胜利，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在上海期间筹建复旦大学，王宠惠参与了复旦大学的早期建设。民国成立后，王宠惠等人被推选为复旦校董，为复旦复校奔走。1913年，在校董会董事长王宠惠和新任校长李登辉的努力下，复旦公学重新开学招生。3月1日，在王宠惠的陪同下，李登辉主持开学典礼，正式上任，从而开始了复旦的李登辉时代。李登辉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主张“大学之教，百家渊薮”，提倡学术自由，并最早学习哈佛与耶鲁兴办商学院和教育系，对复旦的发展影响深远，被誉称为复旦的“保姆”。1914年，复旦法律系大规模招生，王宠惠被复旦公学聘为教员，主讲国际公法、法学通论、群学、论理和伦理等课程。（群学即社会学，论理即逻辑学）1915年5月，王宠惠就任复旦公学副校长。此后复旦公学升格为复旦大学，王宠惠仍长期担任副校长和教员。1923年6月18日，国际法庭第三届会议召开，王宠惠在和平宫正式就职。同日，关于温勃登号案件的相关人士也出席了此次会议，刚刚上任的王宠惠就参与了这件经典的国际案件的审理。王宠惠参与判词拟定的这起案件是国际法庭以强制裁判权进行判决的首起案件，并且是国际法上“国家领土”概念的经典判决，至今仍在国际法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法权会议给中国留下情面，承认了外国在华治外法权存在许多弊端并提出改良治外法权的建议。但在废除治外法权这个核心问题上，中国以失败告终。王宠惠会后发表宣言书，对于委员会不主立即取消治外法权表示失望。在法权报告书签字会上，王宠惠署名时注明并不对调查报告的部分内容表示赞同，并表示该报告“对于将来法权收回，决无任何障碍”，希望“得国内贤达之谅解”。在整个法权会议的过程中，王宠惠不可谓不尽心尽力，他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速公布翻译法律，改良各地司法，参加多个民间团体会议，力图协调各团体的不同意见，并在每次会议上回答各国代表的质询，可谓鞠躬尽瘁。

1945年4月25日，旧金山会议召开，中国派出宋子文、顾维钧、王宠惠、胡适等近百人参加。王宠惠当时已患严重的高血压，但仍坚持与会，并参加了讨论国际法院规则的法学家会议。经过两个月的讨论，联合国宪章得以最终拟成。联合国宪章分中、英、俄、法、西五种文字，中文文本由吴经熊任起草委员会主席，江易生、孙碧奇、吴强华辅助完成。全文起草完成后，王宠惠加以最后修正与润色。数人昼夜加班，成为各译本中最早完成的文本。1945年6月26日，王宠惠与顾维钧、魏道明、吴贻芳、李璜、张君劢、董必武、胡霖等八人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以中文签字，中国成为联合国缔约国、常任理事国。

周鲠生

（1889.3.6-1971.4.20），法学家。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法学家、外交史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第一部宪法起草的四位顾问之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时年17岁的周鲠生获公费留学资格，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学习政治经济。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 [1] 辛亥革命前回国，参加革命派的言论活动。1912年（民国元年）1月，谭延闿在汉口创刊《民国日报》，宣传民主革命，周鲠生和李剑农共同编辑。1912年与皮宗石、杨端六、任凯南等创办《汉口民国日报》。1913年与好友杨端六等在汉口创办《民国日报》，并任编辑，抨击军阀专横，反对袁世凯独裁，因而报馆在二次革命中被北京政府查封，编辑人员被通缉。他潜往上海，改名周鲠生。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后留学英法，获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及巴黎大学国际法学博士学位。历任国立北京大学、国立东南大学、国立武汉大学教授及校务长。1939年赴美国讲学。回国后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兼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在武汉大学从事学术活动，因严厉批判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而著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副会长等职。1921年周鲠生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所，任法制经济部主任。1922年，获蔡元培招聘，就任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其间，除了教学，他专心研究国际法及外交史。东南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1922年后历任省议会议员、湘军总司令部秘书长、江西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同年任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教学之余，开始研究国际法和外交史,整理发表了《不平等条约十讲》等系列论文，力陈不平等条约对中国主权的危害。1926年初,参与改组广东大学为中山大学筹备的工作。北伐军占领南京后，任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被革命委员会任为江西省政府主席。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1928年积极参与国立武汉大学的筹建。1929年9月任国立武汉大学教授兼政治系和法律系主任、法科所所长。同年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1936年7月任教务长。1939年赴美从事讲学、研究活动并任旧金山国际联盟组织中国团顾问。新中国成立后，周鲠生继续任武汉大学校长兼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他从事教育工作达30年之久，一贯主张教学育人，二者并重，常以“以日进不已之精神,做继往开来之工作”勉励学生。他的清高品格，为人钦佩。1950年以后离开了教学岗位，历任外交部顾问、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会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著名法学家李浩培回忆:“毛主席和周总理对周先生都很重视。重要的外交文件，非经周先生提意见，周总理是不批发的。”1956年，这位老同盟会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的外交和立法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71年4月20日周鲠生北京逝世。2005年11月29日，周鲠生塑像在武汉大学新法学院大楼落成。

钱端升

（1900.2.25-1990.1.21），政治学家，法学家。中国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社会活动家。他17岁考入清华学校，19岁被选送美国留学，24岁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相继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法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受命筹建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并出任首任院长。1954年参与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作为杰出的爱国民主知识分子，钱端升先生长期致力于发展新中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事业，对中国立法工作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学贯中西，著述颇丰，为中国培育了大批人才，不少海内外知名人士都曾受过他的教益。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无数次的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会议上，钱端升和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一道，成为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用赵宝熙先生的话说，“这四位教授，虽然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都痛恨腐败、独裁，力争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中国古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但在钱端升等参加的国民参政会上就不完全适用了，纵然蒋介石身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的总司令，但面对钱端升等知识分子，依然不得不有所收敛。钱端升的这种独立人格，更多来自于其洁身自好，他压根就不愿意做蒋介石的官。谢泳先生在《寂寞钱端升》一文中就指出：“钱先生要是想做官，机会多得很。”怎么个多法呢？钱端升在一封致胡适的信中说他和陈布雷见蒋介石的情况。钱端升告诉蒋介石，他将回北大继周炳琳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蒋说这样很好，“但自蒋处出来时，陈布雷大感其窘，大概陈布雷曾受人之托，欲令为我设法者也。”就凭钱端升的聪明，不会不理解见蒋介石的不容易，退一步说，他也不会不理解陈布雷对于其当官的利用价值，可是钱端升却依然想回学校教书，至少有二十多年的时间，钱端升就“以教书为业，也以教书为生。”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毛泽东同志赴山城和蒋介石举行重庆谈判。10月1日，钱端升和西南联大的另外九位教授，联名致电蒋介石和毛泽东，要求国共双方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

“双十协定”在桌面上签字后，而背地下内战却箭在弦上，不能不发，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也成为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肉中刺。由于有关方面的干涉，原定于是年11月25日晚上在云南大学致公堂召开的时事晚会被禁止，云南大学被勒令不得提供场所。后来时事晚会改在西南联大图书馆草坪上举办。除了西南联大的青年学生外，社会各界也来不少人冲破军警特务的重重阻挠，约有6000多人前来聆听时事演讲。在主持人王瑞源简短致词后，钱端升便以“对目前中国政治的认识”为题发表演讲，疾呼“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西南联大草坪上掌声雷动。突然间一声枪响，紧接着枪声大作，子弹“啾啾”地飞过师生们头顶，当局出动军警团团包围住师生，企图鸣枪驱散时事报告会。钱端升先生并没有因此终止他的演讲。国民党军警此计不成，又突然停电试图结束时事报告会。钱端升和其他师生一道，又点起汽灯继续发表他们的看法，一直到会议结束。11月27日昆明各大中学校代表决议全市总罢课，钱端升出席了19日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会，通过公开抗议支持学生的行动。12月1日，国民党军政当局制造了“一二·一”惨案，在联大师范学院大门前开枪并投掷手榴弹，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等4人当场死亡，重伤20多人。12月2日联大教授集会，推选钱端升、周炳琳、费青、燕树棠、赵凤喈5位教授组成了法律委员会，准备起诉。此举得到成都、上海各界纷纷响应后，国民党特务甚至寄给钱端升一颗子弹，以此相威胁。应该说，面对国民党的极权统治，钱端升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勇气，他几乎从来没有退缩过，正可谓“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也。1952年，新中国对原有重点院校实施院系调整，在中央的直接推动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法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合并组建成立了北京政法学院。北京政法学院就是今天法学著名学府——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钱端升院长的任命书，副院长刘镜西、李进宝的任命书是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签发的，北京政法学院人事处长刘少农的任命书是由司法部部长史良签发的，就任法学院院长的命令则是由毛泽东亲自签发的任命书。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一批创业者，在新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的双层背景下，开始了新中国政法专门教育事业的拓荒工作。正像美国耶鲁大学的一批教师，离开耶鲁去创办普林斯顿大学一样，以钱端升先生为首的创业者们带着他们的热情、理想和已凝练的传统云集北京政法学院。北政迅速汇聚了钱瑞升、王铁崖、费青、吴恩裕、曾炳钧、龚祥瑞、楼邦彦、芮沐、黄觉非、严景耀、雷洁琼、张锡彤、徐敦璋、汪瑄、阴法鲁、杜汝楫、朱奇武、程筱鹤、余叔通、张国华、张子培等。这些该令后辈学人仰视的学术星宿代表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法学、政治学、社会学这三大学科的最高水平。新诞生的北京政法学院因拥有一大批这样的名师而自始就显得与众不同。是这些大师和先哲们创造了该校历史上的第一次辉煌。北京政法学院因此而成为新中国政治家成长的摇篮，法学家培养的基地，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法治昌明的骨干力量。

萧公权

（1897.11.29-1981.11.4），政治学家。1920年，自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就读于密苏里大学新闻专业和康奈尔大学哲学系。1926年取得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南开大学、东北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抗战爆发后，迁成都，任教于四川大学、成都燕京大学、光华大学，抗战胜利后继续在光华大学及四川大学任教。1948年，当选为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49年底赴美出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1968年循例退休。1981年11月4日，逝世于美国西雅图寓所。1920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康奈尔大学，主修政治哲学，1926年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至1948年，历任或兼任南方、国民、南开、东北、燕京、清华、北京、四川、光华、华西等大学教授，讲授中外政治思想史等课程。他是“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8年秋赴台，任台湾大学教授。1949年9月离台赴美，任华盛顿大学远东和苏联研究所客座教授，1968年退休，1981年辞世。萧公权先生才为世出，生于忧患，学于域外，执鞭中土，终老异乡，乃近百年来文化变局中立定脚根，深入西方学术领域，然后心平气和地在中西新旧各种学问之间，加以折衷调和、锤铸涵融，自成一家之言的中国人文学者，在中国政治学与宪政研究领域留下巨大的足迹与影响。萧公权毕生从事政治学研究，尤其是政治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为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其全部著作由汪荣祖教授编为9卷本《萧公权全集》。

萧公权先生既是二十世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同时又是一位稳健的“老派”人物，他不赞成“打倒孔家店”，主张把孔子的思想与专制帝王所利用的“孔教”区别对待；他认为传统蒙学虽有戕害人性的一面，却也未始不是一种基本功的有效训练；他认为“新文化”对旧式家庭的攻击过于偏颇，因为“新家庭不尽是天堂，旧家庭也不纯是地狱”。当代台湾学者林谷芳尝言：“知识分子的一个角色就是拉车与刹车。社会太保守，你要把它往前拉。太冒进，就要帮它刹车。”萧先生在那个急遽变化的时代所承担的，主要是一个刹车者的角色。

马寅初

（1882.6.24-1982.5.10），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长期从事经济学教学研究和教育行政管理，为我国人口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马寅初主要著作有：《经济学概论》《资本主义发展史》《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新人口论》《马寅初经济论文集》等。1907年赴美国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学，1910年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实用经济学，1914年获经济学和哲学双博士学位。后入纽约大学研究商业。1915年回国，应蔡元培邀请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兼主任。1919年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教务长。1920年赴上海考察工商业，帮助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创办东南大学。同年任浙江兴业银行顾问兼交易所所长。1921年9月28日，上海商科大学成立，马寅初被聘为教务主任，并教授经济学。1922年被中国银行聘为钞券主任。1923年创立中国经济学社，任社长。1927年赴浙江大学任经济学教授并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委员会主席。1928年任交通大学 经济学教授兼研究部主任；11月任立法院立法委员兼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并兼任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经济学教授。1938年初，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经济系教授。1940年12月6日因抨击国民党政府经济政策被蒋介石逮捕，直至1942年8月获释。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60年1月，因发表《新人口论》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1979年9月平反后担任北大名誉校长，并重新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

早在50年代初，他就注意并开始研究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实际问题。在著名的《新人口论》中，较系统的论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提出了“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认为1953～1957年，中国人口很可能已超过1953年人口普查得出的年增殖率为20‰的结果。如果按1953年统计的20‰的增殖率估算，“三十年后同实际的人口数字一比，就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了”。并分别从加速积累资金、提高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以及增加工业原料等方面，对控制人口的必要性、迫切性进行了论述：①人口增长与资金积累的矛盾。他认为，因为中国人口多，消费大，所以积累少，只有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比例降低，才能多积累资金；②搞社会主义，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多搞大工业，搞农业电气化、机械化，然而，为安排好多人就业，就不得不搞中小型工业，农业搞低效率劳动，实际上是拖住了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③和工业原料的矛盾。大办轻工业可以有效地积累资金，但是轻工业原料大多数来自农业。由于人口多、粮食紧张，就腾不出多少地种诸如棉花、蚕桑、大豆、花生等经济作物。同时，也由于农产品出口受到限制，就不能进口很多的重工业成套设备，影响了重工业的发展；④全国人均不到3亩地，大面积垦荒短期内又做不到，“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他尖锐地指出，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政府对人口若再不设法控制，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他提出了定期举行人口普查，把人口控制纳入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陈达

（1892.4.4-1975.1.16），社会学家、人口学家。中国社会学家。又名邦达，字通夫，浙江省余杭吴山镇(今属仓前镇)人。现代中国人口学的开拓者。1912～1916年在北京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学习。在清华衣不求华，食不求丰，刻苦学习，常在课余帮助教务处抄写、翻译，挣钱弥补日常生活。1916～1923年公费保送赴在美国留学深造，1918年6月，获美国波仑市立德学院学士学位，转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次年获硕士学位，再继续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与国际知名社会学家佛莱克、劳雷麦、斯尔图特、莱斯华伦、汤普森等多次交往。1923年暑期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长期执教于清华学校。1929年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后，负责创办社会学系并作教授兼系主任。主编《清华学报》，同时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国际人口学会会员。抗日战争时期随清华南迁昆明，兼任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和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1947年至1949年，先后任世界人口学会副会长，国际统计学会会员，太平洋学会会员兼东南亚部负责人。毕生从事“人口”、“劳工”的教育与研究工作，在国内外出版专著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共300多万字。解放前编写的有《中国移民的劳动状况》、《现代中国人口》、《中国最近八年间罢工调查》、《中国劳工问题》、《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浪迹十年》等。解放后编写的有《解放区的工人生活状况》、《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工人运动史》等。其中192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博士论文《中国移民的劳动状况》，被当时美国众议院第88次会议选为档案出版。1925年，出访日本、夏威夷，出席在檀香山举行的第一次太平洋关系协会的代表大会。回国后，出版《现代中国人口》一书，提出生存竞争与成绩竞争的理论，在国内外影响很大。1931年，到平西、怀来一带，通过对宋家营、杨庄两个村的调查，提出做到每对夫妇只生一对子女，实行“对等更替”控制人口的主张，实行节制生育。并在北京成立节育指导所，创办《人口福利》刊物，宣传节育知识。陈达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在较长时间内，他从自己的专业出发，提出实行节制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品质的救国主张。对党派的政治斗争，采取超然态度。拒不参加国民党。1945年，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次年，李公朴、闻一多遇害，深受震惊。常在课堂上发泄对国民党的愤懑。1947年，和清华、北大等院校的13位知名教授联合签名，发表抗议国民党政府侵犯人权宣言。1948年，国民党派飞机接他去台湾，毅然拒绝，和张奚若、潘光旦、费孝通等教授坚守清华园，迎接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央财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央劳动干部学校教授兼副校长，中央劳动部保护司副司长，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代表，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52年，被联合国聘为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从事人口和劳动问题研究。50年代和马寅初一起，在政协会议上积极向党和政府提出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建议。1957年在《新建设》发表《节育、晚婚和新中国人口问题》一文，指出：“从1953年人口普查以后，新中国的人口每年在增加一千万以上，必须认真解决人民就业和降低出生率问题。”富有卓见，但被错划为“右派”。1960年改正。病逝后，骨灰存放八宝山革命公墓。

陶孟和

(1887.11.5-1960.4.17），社会学家。1910年，陶孟和赴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学习社会学和经济学，191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归国后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14-192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陶孟和起初执教《社会学》《社会问题》《英文学戏曲》等课程，以后又增加了《教育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原理》等课程。这些都是新兴学科的课程，他也因此成为当时学术界的名流学者。蔡元培1917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陶孟和极力支持蔡元培整顿北大的改革主张和措施。在本职工作之外，陶孟和在多方面出力襄助蔡元培的校务工作。1919年，陶孟和赴欧考察时，特别注意为北京大学罗致人才。当时他在英国见到李四光和丁燮林（丁西林），即盛赞他们为“不多觏之才”，致函胡适说“望与校长一商，如能得两君来吾校，则大佳矣”。后来李、丁两位俱被蔡元培延聘至校。他是参与管理学校图书馆的图书委员，负责英文杂志的选定工作。由于他知识广博，尽职尽责，所选的杂志，非常恰当。他出国时，也要热心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各种文化活动十分活跃，陶孟和积极参与其中。在编辑学校刊物方面，他是《社会科学季刊》的编辑员，《北京大学月刊》的顾问。陶孟和与马叙伦等发起成立哲学研究会。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曾参加过哲学研究会的活动。1919年冬，在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十几人曾联合“请蔡孑民、陶孟和、胡适之三先生各谈话一次，均在北大文科大楼。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毛泽东每次都参加，在他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陶孟和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期间，受韦伯教授夫妇和哈蒲浩士教授的影响很深。同时最喜欢肖伯纳和威尔斯这两位作家。他们都是费边社社员，在英国从事社会改良主义运动。他们认为进行社会改革必须研究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韦伯对于劳工、失业、贫困、老年人等问题，做了很多调查，并从立法上对工时、养老金、工会组织等问题，提出了很多建议。韦伯夫人还在1912年新创了一个“费边调查部”，从事工业管理等问题的调查。他们针对英国资本主义的种种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对当时英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陶孟和对这些非常感兴趣，认识到研究社会问题对改革社会非常重要。1912年，他在伦敦时，即与同学梁宇皋大量搜集资料，用英文编写了《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一书。此书是陶孟和论述我国社会组织和社会思想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我国研究社会学的最早一部著作。当时陶孟和才27岁。但此书表明了他已经是一位学贯中西、卓有识见的学者。1913年回国后，陶孟和就立志开展社会调查研究活动。他在《社会调查（一）导言》一文中曾说：“我向来抱着一种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调查一番，这个调查除了在学术上的趣味以外，还有实际功用。一则可以知道我国社会的好处，例如家庭生活种种事情，婚丧祭祀种种制度，凡是使人民全体生活良善之点，皆应保存；一则可以寻出吾国社会上种种，凡是使人民不得其所，或阻害人民发达之点，当讲求改良的方法。”这个宏愿终于在1926年开始实现了。2月间，陶孟和提出社会调查计划，得到国内外人士的赞同。美国的一个社会宗教团体通知设在北京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分配和管理使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机构），愿捐赠专款三年，委托该会办理社会调查事业。该基金会随即决定接受此项赠款，在该会之下增设一社会调查部，从事社会调查工作，并聘陶孟和主其事。这个机构一成立，陶孟和即提出三项研究课题，一为对“社会调查方法”进行系统的研究，二为对北京工人生活费的调查研究，三为对北京郊区农民生活费的调查研究。经过三年，完成了三部著作，即：樊弘的《社会调查方法》（1927）；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1928）；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此外，在陶孟和的指导下，由王清彬、林颂河等编了《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1928）。这些工作的完成，为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开启了一个良好的开端。1929年，经过陶孟和的多方努力，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同意把社会调查部改组为独立机构，改名为社会调查所，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社会学研究机构之一。自1935年起，陶孟和被聘任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评议员。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陶孟和在青年时期，曾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因此与之有过往来。但随着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蒋介石反动面目的逐步暴露，陶孟和的幻想也随之破灭了。 特别是1946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刺杀后，陶孟和义愤填膺，为此曾写信给邵力子，揭露蒋介石的无耻行径。有一次，他参加国民参政会后，从重庆回到社会所，就在同事面前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还引用周贻春（抗战前任清华大学校长，当时任农林部长）的话，说“国民党政府已经烂到核心了，就是说不可救药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社会研究所从四川迁回南京。没过多久，全面爆发内战，1948年，国民党政府面临崩溃，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先是奉令准备南迁，后来又要求迁往台湾。陶孟和冒着风险，正义凛然地发动社会舆论与之斗争。他的言论起到了揭露国民党政府阴谋和稳定人心的作用。当得知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的善本图书以及故宫博物院的珍藏文物，都被先后搬往台湾时，陶孟和非常不满，立即在《大公报》发表署名文章《搬回古物图书》（1949年3月6日）。他说，对于这种搬迁，“我们积极的反对，我们严厉的予以斥责。我们主张应该由政府尽速将它运回”。他所列举的“最根本的反对理由”是，“这些古物与图书决不是属于任何个人，任何党派”，“它们是属于国家的，属于整个民族的，属于一切人民的”。中央研究院当时在南京有地质所、气象所、数学所、物理所、天文所、历史语言所、社会所等。在这些所的所长中，出现了两派，一派以傅斯年为首，主张随国民党迁往台湾；一派以陶孟和为首，主张坚决不迁，留守南京，等待解放。他想，即使不能阻止整个中央研究院南迁，至少也要把社会所和尽可能多的研究所保存下来。陶孟和其时患心脏病，他不顾年老体弱，单身住在研究所办公室，照常主持所务，给所中工作人员以精神上的支持。陶孟和当时还对大家说：“朱家骅（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是我的学生，我可以顶他，他不会把我怎么样。”陶孟和极大地鼓舞了南京各研究所反搬迁的斗争，也对中央研究院的上海各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到1949年4月下旬南京解放时，中央研究院的多数研究所都留在了南京或上海。社会所工作人员，个个坚守岗位，护院护所，没有一个人跟随国民党去台湾，所中财产，包括图书资料没有丝毫损失。

以上是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其中有几个公知，题主自己看。

其中有些学者们用于批判，敢于抗争，拿学术作品说话，说硬刚绝不动嘴，该动手直接骂到你服。当然也有名不副实者鼠目寸光，但是”民国大师“不是一个团体，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还有一些其他的人物，这里再说说：

陆侃如

1925年冯沅君经女高师中文系主任陈钟凡、胡先骕等人介绍到南京金陵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中文系任教。陆侃如也应邀到上海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复旦大学等校中文系任教。两位颇有才华的古典文学研究家相识了。当时陆侃如已完成了《古代诗史》上册的著述，正考虑撰写《中国诗史》，冯沅君对于诗词元曲又早有研究，二人愿意通力合作，以早日完成《诗史》的著述。此期间，冯沅君的三个短篇集，全部由陆侃如整理出版，封面题字和《编后记》也是他一手所写。陆侃如在《卷艹施》再版后记中说：“以上的话，本该作者自己向读者说明的。只因作者秉性疏懒，故托我代说。”字里行间表露了冯陆二人性格的和谐，工作上的互相信赖。1947年到青岛，任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兼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图书馆馆长。1951年后任山东大学副校长、校科学研究委员会主任、《文史哲》编委会主任。抗战期间，在四川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川北分会主席。抗战胜利后，任东北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49年青岛解放后，陆侃如任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图书馆馆长。历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图书馆馆长，《文史哲》主编、副校长。1951年任副校长、《文史哲》编委会主任，并当选为省人大代表。1953年加入九三学社，为九三学社山东地方组织创始人之一，历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青岛分社主任委员、济南分社筹委会主任等职。同年，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56年当选为青岛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首任主席。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随山东大学迁居济南。1978年12月1日病逝，临终前将其珍存的全部书籍和近3万元存款捐献给山东大学。1979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吕叔湘

著名语言学家，代表作《现代汉语词典》。1926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外国语文系（现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1936年赴英国留学，先后在牛津大学人类学系、伦敦大学图书馆学科学习。1938年回国后任云南大学文史系副教授，后又任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兼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以及开明书店编辑等职。解放后，1952年起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起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语言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1927年与程玉振结婚。1935年7月考取江苏省久任教室公费留学并于1936年2月赴英国留学，先后在牛津大学人类学系、伦敦大学学习。1938年回国后任云南大学文史系副教授，后又任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40年）、成都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42）。抗战胜利后全家随金陵大学迁回南京（1946），1948底离开金陵大学到开明书店。1950年2月，吕叔湘应聘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52年起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起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语言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1978年至1985年任《中国语文》杂志主编，1980年至1985年任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0年起为美国语言学会荣誉会员。1987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94年4月被聘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是第三至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法制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5月拿出多年积蓄的6万元，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的基金。吕叔湘先生是我国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70多年以来一直孜孜不倦地从事语言教学和语言研究，涉及一般语言学、汉语研究、文字改革、语文教学、写作和文风、词典编纂、古籍整理等广泛的领域。

刘师培

1902年刘师培中举，并改名光汉，归途经过上海，结识了章太炎，撰写《攘书》等，参入反清宣传。1904年春，刘师培参加开封会试。临行前，作《留别扬州人士书》，呼吁创办新式学堂、鼓励出洋留学。落第回乡后回扬州，创办师范学会和协助扬州乡人出洋留学社，发表《论留学生之非叛逆》，支持学生运动；又作《黄帝纪年论》，提出以黄帝纪年取代封建帝王纪年。同年秋，刘师培受王无生（字郁仁）的影响，到上海与章太炎、蔡元培、谢无量等一起参加反清革命，参与《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和《国粹学报》的编辑工作，积极为《中国白话报》撰稿，用通俗的语言，向民众宣传普及革命主张，作《中国民族志》。当年《警钟日报》遭清政府查封，至浙江平湖避难。1905年，刘师培参与编辑的《警钟日报》，为之撰稿，先后刊发《周末学术史序》《南北学术不同论》《论文杂记》等著作，为近代学科意义上中国史学、文学、学术史研究之先驱。又受章太炎启发，撰写《小学发微》，引用西方社会学学理，重新阐释清儒文字音韵之学。由于公开辱骂德国人遭通缉，化名金少甫，逃亡嘉兴，协助敖嘉熊处理同盟会温台处会馆事务。1906年春，刘师培至芜湖，与陈独秀在安徽公学组织岳王会和黄氏学校，宣传革命，同时编辑出版了《中国文学教科书》《伦理学教科书》《经学教科书》和江苏、安徽、江宁《乡土历史教科书》等。1907年春节，应章太炎等邀请，刘师培夫妇东渡日本，结识孙中山、黄兴、陶成章等革命党人，参加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工作，与章太炎等参与民起亚洲和亲会，先后发表了《普告汉人》《悲佃篇》《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等。同年6月，受日本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刘师培夫妇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和“社会主义讲习会”，创办《天义报》和《衡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提倡废除等级制度，实现人权平等，实行无政府主义，鼓吹女权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组织翻译《共产党宣言》和克鲁鲍特金《面包掠夺》《总同盟罢工》等，在同盟会之外另立旗帜。909年，刘师培夫妇在上海充当端方暗探，因出卖张恭，姻弟汪公权被王金发击毙。于是刘师培公开入幕，为端方考订金石，兼任两江师范学堂教习。又拜徐绍桢为师，研究天文历法。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刘师培随任直隶督辕文案、学部谘议官等职。1911年随端方南下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在资州被革命军拘捕。辛亥革命胜利后，章太炎发表保刘宣言，称他为方孝孺式的读书种子。蔡元培亦发表赦刘通信，赞扬他学问渊懿，通古知今。于是孙中山致电资州分府，令其释放刘师培。后任成都国学院副院长，兼四川国学学校课，讲授《左传》《说文解字》等，与谢无量、廖季平（廖平）、吴虞等共同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作《废旧历论》等。1915年8月，与杨度等发起成立筹安会，作《君政复古论》《联邦驳议》，为袁世凯称帝鼓吹。洪宪帝制失败后，流落天津。1917年，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先后开设“六朝文学”、“文选学”等课程，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传世，为近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首屈一指之巨著。1919年1月，与黄侃等成立“国故月刊社”，成为国粹派，在北大主导发起《国故学刊》。1919年11月20日因肺结核病逝于北京，年仅35岁。

蒋百里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考入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主编《浙江潮》杂志，宣传革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名列第一，与蔡锷、张孝准被视为“中国三杰”。蒋百里参与了新文化运动、“基尔特社会主义”运动、“废督裁兵”、“联省自治”运动、“省宪运动”等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运动。 [15] 他还先后几次主持军官学校，都积极革除弊端，醉心军事教育。晚年从旁佐助当局发展国防和开展外交，负责向当局提供军事、外交咨询，后又受任为陆军大学代校长。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赴任途中，于11月4日病故于广西宜山，年仅56岁。蒋百里学推欧亚，文武兼备，著述宏富，尤精研兵法。是把近代西方先进军事理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他创立的国防经济学成为中国近代军事思想上的重要篇章。 他还是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代表作《国防论》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是中国抗战国防战略的重要基础。被认为中国近代国防理论奠基之作。其《军事常识》是中国近代军事理论的开山之作。其他著作有《欧洲文艺复兴》、《东方文化史及哲学》等，后又辑为《蒋百里全集》。宣统二年（1910年），蒋百里返回北京，受邀住在“宗社党”首领良弼家中。良弼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以知兵而为清末旗人翘楚。良弼看中了蒋百里，任命蒋百里为京都禁卫军管带。蒋百里在京都禁军管带任上，很受官兵拥戴。他辞卸当日，全营官兵围在他住所的门前，良弼用梯子从后楼把他偷偷接下来。当天，蒋百里就离开北京，二入奉天。武昌起义后，蒋百里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民国成立，又调任陆军部高等顾问，以及袁世凯的总统府一等军事参议。民国元年（1912年）年底，袁世凯起用蒋百里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百里赴任之际，就承诺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训练成最优秀的军官，如不效，则当“自戕以谢天下”。并赠每人一册梁启超所著《中国之武士道》，以奖掖军人当勇武善战、忠于国家。蒋百里要办一流军校的理念，与北洋政府把军校当摆设的设想南辕北辙。半年之间，经费屡屡克扣，段祺瑞所掌管的军部一再告诫蒋百里莫要改革。但蒋百里不是空谈而盲目的爱国者，在保定军校就以日本为假想敌训练新军。他仍培养了陈铭枢、唐生智、刘文岛、龚浩、万耀煌等大批将帅。民国四年（1915年），蔡锷与百里密商，佯装赞成袁世凯称帝。民国五年（1916年），袁世凯称帝，蒋百里入川辅佐老同学蔡锷讨袁。袁世凯死后，陪蔡锷去日本就医。不久蔡锷以疾终，年仅三十五岁。口授百里代写遗电。其女蒋英，嫁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

民国九年（1920年），梁启超深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决心放弃政治生涯，全力从事新文化运动，蒋百里积极参与，成了梁启超最得力的助手，号称“智囊”。他不仅出主意，更著书立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战将。9月，梁启超与蔡元培、汪大燮发起成立“讲学社”。“讲学社”先后邀请了四位国际名人来华讲学：杜威（由胡适任翻译）、罗素（由赵元任任翻译）、泰戈尔（由徐志摩任翻译）以及杜里舒（由张君劢任翻译），具体事务由总干事蒋百里负责。英国哲学大师罗素、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蒋百里代表讲学社具体负责接待工作。梁启超还组织“共学社”，系统介绍西方文化，由商务陆续出版，开始几年都由蒋百里主持编审工作。蒋百里还着手与张宗祥共同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后因事忙而中止。同年冬，蒋百里还与郑振铎、茅盾等人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蒋百里将欧洲考察的成果写成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梁启超为之作序，竟写了5万多字，梁启超只好另作短序。后来梁启超将这篇长序改写、充实，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反过来又请蒋百里作序。问世后，《欧洲文艺复兴史》极受读者欢迎，十四个月出了三版。曹聚仁撰文《文艺复兴时代型的人物一蒋百里先生》，将其拟之于达芬奇。蒋百里又主编《改造》杂志，其影响力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民国十四年（1925年），蒋百里在上海居住时，常往来于湖南、浙江、湖北三省，力求调和孙传芳与吴佩孚，未果后，蒋百里和夫人蒋佐梅化装至汉口，就吴佩孚总参谋长职 ，吴佩孚对蒋百里敬礼备至，呼之为“先生”。民国十五年（1926年），蒋百里因吴佩孚不“讨奉”而辞职，去上海投孙传芳。 孙传芳请蒋百里担任上海商埠总办，蒋百里推辞不任，并介绍丁文江任其职。民国十八年（1929年），蒋百里支持原湘军将领唐生智起兵“倒蒋”。民国十九年（1930年），蒋百里受软禁，侄蒋复璁来探望，慰以“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稍后，与蒋介石达成和解。民国二十年（1931年），蒋百里潜心研究西方哲学、佛学、历史及文学。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蒋百里出狱后，自号淡宁。时十九路军参谋长张襄及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林建铭等，都是蒋百里执掌保定军校时的学生。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他们拜访蒋百里请教，蒋百里用民族大义来勉励他们。之后他们向蒋百里咨询战略，蒋百里也乐于指导。淞沪战争停止后，蒋百里居家无事，闭门课女，养花自娱，潜心著述。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蒋百里奉蒋介石之命以私人身份赴日本考察。原士官同学真崎说:“你们东北地广人稀，富源委藏于地，而日本人口众多，不能不求一条出路。”百里愤慨道:“那么你们强占就是了，讲什么冠冕堂皇的理论!”回国后，蒋百里认为中日必有一战，拟定多种国防计划，呼吁国民政府备战。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撰文《从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学之基本原则》，说:“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蒋百里赴欧美各国考察军事。在德国，蒋百里会晤希特勒，希特勒赠以世运会纪念章。在考察中，蒋百里体会到“军民合一”“经济与国防合一”的重要性，在新作《总动员纲要》中提出“民事与军事融成一片”的建议。归国后，蒋百里大力倡议发展空军。中国最早关于空军构建的思想，来自陆军出身的蒋百里。他还碰巧成了“西安事变”的“陪客”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初，蒋百里最重要军事论著集《国防论》出版，轰动一时。9月，蒋百里以蒋介石特使身份出访意、德等国，10月面见墨索里尼，11月又赴德国柏林。 回国后发表《日本人》及《抗战基本观念》，断定日本必败，中国必胜。10月，蒋介石委任蒋百里为陆军大学校长，蒋百里一再谦谢，愿为该校教育长，终以代理校长委蒋百里。时陆军大学设湖南桃源县，常往来湘鄂，备极辛劳，而夙病以发。为迁移学校，至桂林后，蒋百里会晤多人，演讲多次，即渐感疲惫，精神大不如前。及至宜山，更加感到体力不支，不久，心脏病猝发，于11月4日与世长辞。15日被葬于宜山的鹤岭。

杨度

戊戌变法期间，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的维新思想，反对帝国主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主编《中国新报》，发表《金铁主义说》，主张君主立宪。同年，杨度又写《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文，与梁启超的《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一起上奏。次年，清政府将政治考察馆改为宪政编查馆，杨度任该馆提调，参与沈家本主持的修律工作。宣统二年（1910年），清资政院会议期间，杨度指出中国必须在法律上消除家族的各种特权，国家和人民之间，是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家对人民要有“教之之法”和“养之之法”，国家要给人民以“营业、居住、言论等等自由”，人民“对于国家担负责任”。这一名为“国家主义”实质上仍是“金铁主义”的法律理论，遭到以劳乃宣为代表的守旧派的抨击。从清末到民初，杨度始则反对共和革命，继则参加袁世凯的复辟活动。他的君主立宪救国理论在实践中处处碰壁，最后彻底破产。五四运动以后，工农革命运动使他看见了中国的未来。他长期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接触，世界观也有了根本的转变。1929年秋，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党的批准，成为秘密党员，为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1931年逝世。

童书业

20世纪著名的史学家，古史辨派的代表，曾任《禹贡》编辑，山东大学、光华大学教授，上海博物馆历史部、总务部主任。建国后，历任山东大学教授、历史系副主任。九三学社社员。童书业专于先秦史，兼治中国绘画史、瓷器史和历史地理。1935年结识顾颉刚先生。后在上海光华大学、美专等校任过教。1949年8月，应聘为青岛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文学所研究员。主要科研成果有专著14部和论文129篇。著有《春秋史》《中国疆域沿革史略》《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先秦七子思想》等。1945年，杨宽在上海博物馆工作，聘童书业为上海博物馆历史部主任。1949年8月，由杨向奎先生引荐，童书业从上海来到山东，应聘为青岛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文学所研究员。从此一直到去世，在山大教书这段时间是先生一生中较稳定的时期，一些著作也是在这段时间内写成的。50年代初，山东大学历史系曾有过一个“八马同槽”的兴旺时代，陈同燮、黄云眉、郑鹤声、张维华、王仲荦、赵俪生、童书业、杨向奎八位先生共同执教于山东大学。这不仅为山东大学在史学界赢得了一个重要位置，而且也为山大历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童书业恢复学术研究后，将研究方向又转向古史、古籍的考辨。1961年开始作《中国美术史札记》。1968年1月8日，童书业逝世。童书业先顾颉刚而去。童的遗稿《春秋左传考证》和《春秋左传札记》由其师顾颉刚订正、作序并推荐出版。顾颉刚先生曾这样评价童书业：“丕绳（童书业）教授不仅学问精博，而且有惊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分析能力。重要的先秦古籍包括诘屈聱牙的《尚书》在内，都能背诵如流。这些古籍里的某个词汇出现过几次他不用查可以立刻告诉你。近人的学术著作他看过一遍就能历举其主要内容和论点……”童书业过目成诵的本领是众所周知的，很多人曾对此作过测试，随意的翻出《尚书》中的一页，任意的读一句，他马上可以接着背诵下去。

徐复观

八岁从父执中公启蒙，续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及国学馆接受中国传统经典训练。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1928年赴日留学，大量接触社会主义思潮，先入明治大学，后就学于日本士官军校。1926年入湖北省国学馆。1928年东渡日本留学，不久，考入陆军士官学校，涉猎政治、经济、哲学诸书，视野大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秘密从事抗日活动被遣送回国。先后在国民党政府军队任团长、军参谋长、师管区司令。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国民党参与指挥湖北阳新半壁山、山西娘子关等战斗。1943年抗日战争期间，受命任驻延安高级联络、参谋，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有所交往。6个月后返重庆，任蒋介石侍从室机要秘书，并被授予少将，是蒋介石十四位核心幕僚之一，参与机要。1943年，任军令部联络参谋，派驻延安。数月后返回重庆，任蒋介石侍从室机要秘书，擢升少将。1944年谒熊十力先生于重庆北碚勉仁书院，并拜入其门下。在熊先生的开导下，重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并从自身的实际经验中，体会出结合中国儒家思想及民主政治以救中国的理念。1949年，徐复观迁台，定居台中，并历任省立农学院、私立东海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 1958年元旦，徐复观与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69年赴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继任教席。1982年4月，因胃癌在台湾逝世，享年80岁。

在他看来，人类文化的三大支柱———道德、艺术、科学中，中国文化在源远流长的道德精神和艺术精神方面体现了中国独特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正是西方文化所缺乏的，也正是现代人类所亟须的，应该发掘、弘扬开来，这样人类社会才更美好。这就形成了他的独具一格的文化哲学和中国文化观，使他对于中国思想文化问题做出了富有开拓性的研究，如他与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系统阐述他们的中西文化观，《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驳斥胡适等人的“全盘西化”论。又出版《中国人性论史》《中国艺术精神》《公孙龙子讲疏》等书，探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撰《西汉思想史》 （上、中、下）对西汉思想史进行缜密研究。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是保护、守护民族文化的根基。徐复观通过对中国传统作深入分析，有一个基本认识，即中国历朝历代一直贯穿着体现人文精神的圣人之道，或曰理，与表现为无限制的君主专制的势的矛盾和冲突，这是“中国历史的死结”。虽然士大夫始终坚持道尊于势，但是中国数千年政治社会的严酷事实却是势远远强于道，知识分子在这种道与势的紧张冲突中，形成了精神上的重负和奴才性格，变成君主专制的工具。他的剖析的最终目的是要论证只有引进民主与科学，才能解开中国历史的死结。此外，他还特别重视从传统深处发掘其内在的精神生命力，把中国固有的人文精神转化为民主科学。

熊十力

中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 [2] 。与其三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和张君劢、梁漱溟、冯友兰、方东美被称为“新儒学八大家”。 [1] 1949年以后，以特别人士身份邀请参加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后被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因文革期间患肺炎而心力衰竭，在上海虹口医院病逝，享年84岁。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长兄仲甫送熊十力从学于邻县圻水何昆阁门下。受其影响，喜读晚明诸先生书，尤爱船山书，并兴救国之志。熊十力从学何先生仅半年，因家贫及同学忌讽，辍学归家。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与王汉、何自新共游江汉，同谋革命。入武昌新军凯字营第31标为兵卒，谋运动军队，联络党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行伍考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仍密谋革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与刘子通等联合军学界有志之士，成立黄冈军学界讲学社。由何自新介绍加入日知会。以后数年曾参与武昌起义、二次护国讨袁运动。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二月，应聘至浙江大学讲学。五月，《学原》1卷12期发表《论事物之理与天理：答徐复观》。2卷1期发表《略谈新论旨要》（答牟宗三）。冬，南下广州，命黄艮庸作《新论平章儒佛诸大问题之申述》一长文，答辩印顺法师《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文。1949年1月，辑成《十力语要初续》，12月由香港东升印务局印行。2月，《读经示要》由正中书局重版发行。1950年1月，《韩非子评论》在《学原》3卷1期直发表。仲秋，撰成《与友人论张江陵》一书。11月，《摧惑显宗记》由大众书局印行。是年，应董必武、郭沫若之请，由广州途经武汉返回北京。1951年5月，《论六经》一书完稿。1952年中秋，作《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壬辰删定记》。1953年，熊十力再次来到北京后，由政府安排住在什刹海后海大金丝套的一所小四合院，直到1954年离京为止，此处风景宜人，且毗邻多为旧日好友如梁漱溟、林宰平、张申府、贺麟等，而旧时弟子亦时常登门拜谒；同时，党内外许多高级人士如董必武、郭沫若、林伯渠、徐特立、李济深、陈铭枢、艾思奇等新朋旧友也常来探望，这使熊十力心情甚为舒畅。在这难得的安定环境中，不但继续著书立说，先后写就《与友人论张江陵》、《与友人论六经》、《新唯识论》删定本和《原儒》上卷等，而且他还非常关心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多次致函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人，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出谋划策。1954年，因各种原因，熊十力渐感孤独，同时亦难耐北方冬天寒冷干燥的气候，遂于是年10月移居上海。熊十力定居上海后，仍笔耕不辍。同年，起草《原儒》上卷，至中秋脱稿。1955年夏，作《六经是孔子晚年定论》一长文，10月，始起草《原儒》下卷。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并将上下卷同时由上海龙门联合书局正式出版发行。全书共33万余字，重点发掘了儒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六经注我”的精神，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这一巨著是熊十力作为新儒家学者的又一重要成果，继此书之后，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的撰写，前后共8种，凡130万言。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寓舍查封，身心俱受摧残。1968年，熊十力在家曾拒绝饮食，后改为减食，以求速死。但仍不停地写书，写了又毁，毁了又写。春夏之交，又患肺炎，病后不肯服药，送医院前已发高烧。在虹口医院治疗后基本好转，但他习惯于一清早开窗，又患感冒。病体衰弱，大便用力过猛，心力衰竭，抢救不及，于5月23日上午9时与世长辞，终年84岁。

钱玄同

五四运动前夕改名玄同。汉族，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人。1887年9月12日（农历清光绪十三年丁亥月十二日）出生，吴越武肃王钱镠之后。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字学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 钱玄同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五四”时期参加新文化运动，提倡文字改革，曾倡议并参加拟制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20世纪初在日本留学。三十年代还为《世界日报》副刊《世界语之光》题写刊名。著有《文字学音篇》《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古音无邪纽证》等论文。1904年（光绪三十年），时年18岁，在湖州剪辫，与友共办《湖州白话报》，封面上只写“甲辰年”、不书光绪三十年，以示不遵清代王朝。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师范，与章太炎、秋瑾等人交往。次年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宣统二年）回国后曾任中学教员、浙江省教育总署教育司视学、北京高等师范附中教员、高等师范国文系教授、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编辑、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和系主任等。他率先在《新青年》上发表致陈独秀的白话信，并敦请他人用白话作文。1917-1927年，兼任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同年他向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投稿，倡导文学革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揭幕人之一，成为倡导新文化，攻击封建主义，提倡民主、科学的勇士。钱玄同从1913年到北京高等师范执教，连续在北京师范大学任专任教授二十余年。他讲授的课程，以音韵学为主，还有“说文研究”、“经学史略”、“周至唐及清代思想概要”、“先秦古书真伪略说”等。并长期任国文系主任。1918年（民国七年），《新青年》也在他的倡议和影响下第4卷第1号开始用白话文出版。同年，钱先生成为《新青年》的轮流编辑之一。在这期间，他曾动员鲁迅给《新青年》写文章。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就是钱玄同催促他写出的头一篇作品，并且头一次用鲁迅作笔名。1919年（民国八年），他成为“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会员，并任常驻干事。同年，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出版了《国音字典》，最终由教育部公布成为教育标准，钱玄同起了关键作用。1920年（民国九年）2月1日，钱玄同在《新青年》第七 卷第三号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一文 [7] ，提出：“对于汉字形体的改良……选取普通常用的字约三千左右，凡笔画繁复的，都定他一个较简单的写法。”钱玄同抄用的简体字，大部分是固有“拟体字”，新造字则不多。但不论造新的还是采旧的，钱玄同抱定的“唯一主张”是：减省笔画。钱玄同通过学术的方法，以学理来阐明注音字母的合理性，并以自己的专长，通过学术的途径，为推进国语尽力。在论及“国音”、“京音”问题时，主张国语当以在现在社会上最占势力的普通话为根据，决不能以北京一隅的方言为根据。

1925年（民国十四年），钱玄同与黎锦熙一起创办并主持《国语周刊》。“国语统一筹备会”于1928年改组为“筹备委员会”，于1935年又改组为“国语推行委员会”，他都一直任常务委员。同年，钱玄同抱病坚持起草了《第一批简字表》。可以说，建国以后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钱玄同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做过很多坚实的奠基工作，他称得起是文字改革工作的前驱。1928年（民国十七年），钱玄同曾任辞典处国音大字典股主任。1928年7月12日，国民政府大学院（即教育部）电请钱玄同、黎锦熙为“国语统一会”的筹备员，改组国语统一筹备会。9月26日，中华民国大学院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12月国语统一筹备会改称“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钱玄同、黎锦熙、陈懋治、汪怡、沈颐、白镇瀛、魏建功为常务委员。1925年（民国十四年），钱玄同与黎锦熙一起创办并主持《国语周刊》。“国语统一筹备会”于1928年改组为“筹备委员会”，于1935年又改组为“国语推行委员会”，他都一直任常务委员。同年，钱玄同抱病坚持起草了《第一批简字表》。可以说，建国以后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钱玄同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做过很多坚实的奠基工作，他称得起是文字改革工作的前驱。1928年（民国十七年），钱玄同曾任辞典处国音大字典股主任。1928年7月12日，国民政府大学院（即教育部）电请钱玄同、黎锦熙为“国语统一会”的筹备员，改组国语统一筹备会。9月26日，中华民国大学院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12月国语统一筹备会改称“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钱玄同、黎锦熙、陈懋治、汪怡、沈颐、白镇瀛、魏建功为常务委员。

钱玄同出身于清末一个旧官吏家庭，所受封建礼教颇多颇严。他对三纲五常等旧礼教最痛恨，反对也最坚决，激烈的言论很多，是一个敢于向旧礼教宣战的先锋大将。钱玄同自号“疑古玄同”，对过去的大师，常持坚决否定态度。20年代初，钱玄同和大学刚毕业的顾颉刚讨论今古文，以《聊斋志异》上的故事举例，说明他们这一代学人治学应该有的态度：书生桑生先后接纳了两名女子，这两个不安分的女人，老是互相攻击，一个说对方是鬼，一个说对方是狐，桑生起初以为她们只是妒忌，说着玩玩，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发现她们果然一个是鬼一个是狐，事实证明两个女人说得都对。这个故事正好可以用来面对今古文之争：“今文家攻击古文家伪造，这话对；古文家攻击今文家不得孔子真意，这话也对。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具一齐撕破。”旧社会文人嫖娼、纳妾都是平常事，钱先生从不嫖娼。有人以他妻子徐婠贞身体不好为由劝他纳妾，钱先生严辞拒绝，说：“《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钱先生还说：“三纲像三条麻绳，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一代代缠下去，缠了两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缠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许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会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持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借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还有什么效力？还有什么价值？”

殷海光：师于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西南联大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并曾在金陵大学（南京大学前身之一）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加入青年军。1949年到台湾，同年8月，进入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曾任《中央日报》《自由中国》主笔。他受罗素、哈耶克人等影响，所撰文章以科学方法、个人主义、民主启蒙精神为基准，被称为台湾自由主义开山人物。1969年9月16日，殷海光病逝，享年50岁，葬于台北南港“自由墓园”。13岁那年，他由其伯父、辛亥革命志士殷子衡带到武昌，入武昌中学念书。16岁那年，他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17岁念高中二年级时，就在正中书局出版了一部长达40万字的译著《逻辑基本》。1938年秋，在著名哲学家金岳霖的帮助下，殷海光考入西南联大哲学系，4年之后，又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专攻西方哲学。1946年秋，他被同乡陶希圣拉入国民党阵营，先后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日报》任职，走了一段弯路。1948年11月4日，他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猛烈抨击豪门贵族和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受到蒋介石的怒斥，并险些丢职。1949年3月，殷海光随《中央日报》到台湾，仍任该报主笔，代总主笔，同时兼任《民族报》总主笔。同年5月12日，殷海光又因在《中央日报》上发表社论《设防的基础在人心》，说跟随蒋介石逃台的军政人员为“政治垃圾”，又一次触怒了蒋介石，受到国民党的围攻、批判，并被迫离开《中央日报》，去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自此，殷海光脱离国民党阵营，并转变成自由主义者。1949年11月，他与胡适、雷震等人在台北创办影响巨大的综合性半月刊《自由中国》，任编委兼主笔。这个杂志的发行人虽为胡适、雷震，因胡适不在台湾，雷震以负责行政事务为主，真正的灵魂人物却是殷海光。他用言论、思想给《自由中国》杂志导航，使该杂志发行量扶摇直上，热销海内外。到台湾后，殷海光极其关注政治和人民大众。他认为，一个学者如不关心民族的前途，不关心人民疾苦，即使受过最好的教育，也不够格称知识分子。一个有血性的读书人，应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应有正义感，应敢说真话。他看到蒋氏父子逃台后，仍用在大陆上的一套办法统治台湾人民，并滥杀无辜，大搞白色恐怖，心中无比愤恨。他以学者的身份，举起民主、科学的两面大旗，与台湾当局进行对抗。他以《自由中国》和香港《祖国》周刊为阵地，奋力揭露台湾的黑暗政治，抨击蒋氏父子的恐怖统治和种种不法行为。从1949年底起，蒋介石一天到晚叫喊要“反攻大陆”，说“反攻”在某年某月一定能够实现，并将“反攻大陆”定为当局的“基本国策”。当时，整个台湾没有人怀疑，更不用说去碰蒋介石的这一“基本国策”。殷海光研究了蒋介石历次叫喊的“反攻大陆”口号后，感到十分荒谬、可笑，并在《自由中国》上撰写了《反攻大陆问题》的社论，将蒋介石欺骗台湾人民的这一假把戏予以彻底拆穿，并预言台湾终将与大陆和平统一。又如，蒋介石1960年第二次“任期”届满，为了将来传位于子，他用尽各种卑鄙手段谋求“三连任”。殷海光对此十分愤慨，连连在报刊上撰文反对，揭露蒋氏父子在“三连任”上干的种种行为。另一方面，殷海光看到台岛知识分子大多处于麻木的“冬眠”状态，便利用开座谈会、写文章、出书等形式，积极引介哈耶克、卡尔巴柏等哲学新思潮，大力宣传罗素哲学和“五四”精神，对广大知识青年及人民大众进行思想启蒙，鼓动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勇敢地起来与专制、独裁的统治作斗争。因而，他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人民，特别是青年们最崇拜的精神领袖、抗暴旗手、民主斗士、启蒙大师。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并着力从中寻找自由民主的精神传统，并与论敌新儒学大师徐复观握手言和，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文化论战。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重大精神事件。他去世后，他培养的弟子有的成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反抗国民党暴政的风云人物，有的成为知名哲学家、作家、史学家，如李敖、林毓生、陈鼓应等。这些弟子中，培养得最为成功的又数蜚声海内外的李敖。柏杨、颜元叔、龙应台、司马文武等蜚声台湾的言论家无不受到殷海光的巨大影响。由于殷海光长期在台湾反极权、反暴政，蒋氏父子对他恨之入骨，并动用党政军特对他进行残酷的迫害，仅在报刊上的批判、围剿，就进行了5年之久。1969年9月，殷海光因胃癌晚期医治无效去世。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人物，有一个时代的风气，有一个时代的的理想与追寻。那时候哪有什么康庄大道，每条道都是前辈们趟出来的。有的身死道消，有的名垂千古。他们积极奔走于救亡图存，现在的公知，拆自家的墙角，毁自己的栋梁。也配与学者论道？

民国有的是公知， 还有汉奸，也不妨碍其中有人熠熠生辉。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

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谁积德、谁读书、 谁功过

历史记得，人民记得